[ 張學偉律師 ]——(2019-12-7) / 已閱4922次
淺析推廣認罪認罰制度應預防求刑權取代審判權傾向
（作者：江蘇金華星律師事務所 張學偉律師）
【摘 要】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一種包含了實體與程序內容，以量刑激勵為主要特征的新制度，可以預計在該項新制度廣泛實施后，將會有大量的刑事案件在審前階段即被消化掉了。這是否意味著絕大多數認罪認罰案件在進入審判階段后，將由原來的實體審理轉變為程序上的審查？對于認罪認罰案件應預防求刑權取代審判權傾向。有關這些問題的思索，是本文所要論述的重心。
【關鍵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求刑權 審判權 誤區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發展過程
2014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法、最高檢在北京等18個地區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2016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試點方案》。2016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授權“兩高”在18個地區開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速裁程序試點納入其中繼續試行。2016年11月兩高三部印發了《關于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辦法》，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沈陽等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工作試點。經過兩年的試點，2018年10月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在立法上正式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刑事訴訟法》修改一年后，2019年10月24日，“兩高三部”出臺了《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上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試點到正式實施的大致過程。
二、推廣認罪認罰制度應預防求刑權取代審判權傾向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作為一種包含了實體與程序內容，以量刑激勵為主要特征的新制度。從該制度的整體特點而言，是一種突出和強化以檢察機關為主導的訴訟制度設計。可以預計在該項新制度廣泛實施后，將會有大量刑事案件在審前階段即被消化掉了。這就意味著有可能出現絕大多數認罪認罰案件在進入審判階段后，將會由原來的實體審理轉變為程序上的審查，如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陳國慶在《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若干問題》〔1〕一文中認為：“庭審時法官將重點對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審查。”然而，當前反復強調的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其內涵當非法院在審理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僅限于做程序上的搬運工。
毋庸置疑，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行，對于推進刑事案件繁簡分流、構建速裁程序、簡易程序及普通程序的多層次訴訟程序體系，以及減少司法機關案多人少的矛盾，使審判人員可以將更多精力用來審理少部分需要實質化庭審的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但因非本文關注的重點，在此不多贅述。
一直困惑筆者的是，對于認罪認罰案件，究竟還要不要在庭審中進行實體審查？如為否，則當檢察機關在實質上代替了法院行使定罪量刑權時，該如何確保認罪認罰案件的質量？而且，隨著該項新制度的推廣，如何預防以提高訴訟效率為名，庭審流于形式化的走過場傾向，也是值得法學界及司法實務界探討的重要問題。
筆者認為，認罪認罰從寬的制度設計雖然凸顯了檢察機關的主導作用，但從現行司法體制層面而言，“公檢法三機關之間的分工負責、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約關系沒有變化，裁判權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定罪量刑作為審判權的核心內容，具有專屬性，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本質上仍然屬于程序權利，是否妥當應由人民法院依法判決。”〔2〕
從法律層面來說，修訂后的新刑訴法即為佐證。該法第201條之規定：“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若屬于五種除外情形，則人民法院不予采納量刑建議，應依法作出判決。從該法條的用語上分析，“一般應當”則不僅意味著新刑訴法賦予了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一定剛性，體現了認罪認罰制度背景下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權的尊重，這也是推行認罪認罰制度的必要基礎，亦隱含著對人民法院審判權專屬的再次確認。
故，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量刑建議權的實質仍屬于求刑權，而非定罪量刑權。也即不能本末倒置，應預防混淆或是無底線地突破二者間的界限。
三、審判階段對認罪認罰案件不應局限于程序性審查
新刑事訴訟法第190條第2款規定：“被告人認罪認罰的，審判長應當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認罪認罰的法律規定，審查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根據該款規定，是否就意味著庭審中對認罪認罰案件應只限于程序性審查？
筆者以為，結合該法第201條規定得出的結論顯然并非如此。即庭審中的審查仍應是“全面的、實質性的而且應當是有效的”〔3〕。或許，有觀點會認為進行實體性審查，將會喪失訴訟效率，又因量刑建議的不確定性，將會使認罪認罰制度的貫徹落實和預期效果大打折扣。然而，筆者以為一方面進行必要的實體審查并不會對審理程序簡化有實質性影響，另一方面絕不能因過于強調訴訟效率，而陷入重程序輕實體的又一誤區。
四、對認罪認罰案件應審查的內容及主要理由
（一）應審查的內容具體而言，筆者以為審查的內容應包括如下兩大方面：
1、對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認罪認罰具結書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程序性審查；
2、對認罪認罰的事實、證據是否達到確實、充分的定罪量刑標準進行實質性審查。
（二）主要理由筆者認為，審判階段對認罪認罰案件不應局限于程序程序性審查，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1、求刑權和審判權的法定職責不同，后者“漏電保護器”的作用不可或缺；
2、我國的認罪認罰制度只能就量刑減讓，不允許就罪數、罪名進行協商（特殊案件除外），由其特殊性決定；
3、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是確保審判結果公正的根本保障；
4、檢察機關目前對認罪認罰制度尚需適應期、亟需積累量刑經驗；
5、國情不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訴辯交易制度。
參考著作：
〔1〕陳國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若干問題》，法制日報，2019年11月27日第9版。
〔2〕胡云騰主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第8頁。
〔3〕胡云騰主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版，第1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