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配軍 ]——(2004-7-26) / 已閱24600次
獄政管理科學化論
江蘇省司法警官學校 胡配軍
摘要：獄政管理科學化是監獄工作科學化和法制化、社會化的基本條件，實踐獄政管理科學化必須正確理解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內涵、認識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價值，理性對待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實踐探索與存在的問題，并努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切實推進獄政管理科學化。
以改造人為宗旨，不斷推進監獄工作法制化、科學化、社會化，是新世紀中國監獄繼承傳統、開拓創新的重要戰略舉措，這一戰略的穩步實施，有賴于監獄工作從各個層面上廣泛推行，其中，作為監獄工作最集中概括和全過程表現的獄政管理，其科學化程度如何，不僅從根本上制約著獄政管理自身的質量與效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監獄工作的科學化乃至法制化、社會化。所以筆者認為，推進監獄工作的法制化、科學化、社會化，首要之義在于獄政管理科學化。
一、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內涵
獄政管理是監獄工作的基本內容，所謂獄政管理科學化，是指獄政管理在科學理念指導下，從獄政管理的內在規律出發，順應現代科學技術發展要求，綜合運用現代科學理論知識、現代科學技術方法與手段，不斷作用于對罪犯的懲罰與改造，促進行刑活動經濟和行刑效應的最大化。獄政管理科學化是獄政管理的工作目標，更是一個過程，它的內容、要求及其實現所標定的內涵與中國監獄工作的傳統、現在以及未來發展狀態下的諸多因素密切相關，所以獄政管理科學化具有相對性。在應然性上，它不應該僅是一種對獄政管理工作的前瞻，還應當是監獄工作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一種應然狀態。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有兩個方面，即科學的獄管理理念和實事求是的獄政管理精神。科學的實質在于理性和求真。“科學就是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參見劉堯《關于教育評價學理論體系的思考》[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3期，第91-93頁。)“我們可以最廣義的把科學定義為理性活動。”（劉堯《教育評價及相關概念之辯析》[J]《中國教育評估》2003年第3期，第16-19頁。）科學進化的歷程就是理性分析取代盲目崇拜的結果。獄政管理的科學化，就是要使獄政管理工作首先合于理性，我們的獄政管理工作從工作開始時的組織設計一真到最終的結果核審，每個環節都應處于理性的指導和控制下；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一貫強調的科學態度。哲學家羅素指出：“科學的實事求是，是指把我們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帶個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氣質偏見的觀察和推論之上的習慣。”（陳新漢著《社會評價論》[M]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會，1997年版第153頁。）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又一層含義就是我們的獄政管理工作應該不因人異、不因地差地做我們能夠做到、應該做到、不可以不做、必須做好的工作。兩個核心因素是獄政管理科學化的統領，決定著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各個具體方面：
1、獄政管理思想的科學化。獄政管理思想要與人類刑罰文明的進程相一致；要從片面強調專政與管治思想向富有人性化的管理與服務思想轉變；要符合現代科學發展的新要求；要在傳承傳統、揚棄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與時俱進。
2、獄政管理機制的科學化。獄政管理的機制要根據這一工作的發展要求，合理設置各個層級的管理機構；優化人員配置組合；專職化人員工作職責；科學地劃分職能權限，做到分工明確、職責清晰、各司其職、職能互補。
3、獄政管理程序的科學化。在自由刑的整個行刑過程中，獄政管理發揮著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激勵和控制等作用，貫穿于行刑過程的始終。因此，必須設計合理的管理流程，制定科學的管理程序，保證獄政管理的運作效應。
4、獄政管理手段與方法的科學化。獄政管理要緊跟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步伐，理性借鑒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中具有普適性的手段與方法，運用于對罪犯的安全防范、三分工作、信息處置和激勵管理，強化管理效能，提高管理水平。
二、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價值
我們所以致力于獄政理科學化，不僅是當前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而且為監獄工作今后發展走向所要求。
1、獄政管理科學化是監獄工作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舉措。“三個代表”是我們黨在新時期、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思想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新的歷史條件下集體智慧的凝聚。它源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實踐，又高于實踐，必將對社會主義今后的建設事業產生重大的指導意義。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發展社會主義監獄事業，必然要求我們在監獄工作中，率先以獄政管理為著力點，本著馬克思主義“科學管理是生產力”的真理性認識，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推進獄政管理科學化，使獄政管理在監獄工作中最具典型性、最有代表性地生動體現監獄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最直接地實踐“三個代表”的第一要求。
2、獄政管理科學化是監獄開展政治文明建設成就的集中概括。黨的十六大把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之一。這是我們黨繼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目標之后，提出的又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明建設系統工程。這里的政治文明，是指人類政治生活的進步狀態，是人類在政治活動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結構、政治活動、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有益成果。在國家由一元結構的政治社會轉向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二元并存的結構格局以來，政治社會擁有的公共行政管理的文明問題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獄政管理是社會公共行政管理的一個部分，也是其中一個非常特殊的組成部分，這種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它的管理對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普通公民，而是被我們稱之為弱勢群體的罪犯公民。文明管理是獄政管理的一項原則。從政治文明的高度解讀獄政文明管理，就是要求我們對罪犯的獄政管理制度科學；運作罪犯改造的環境凈化、設施先進；監獄人民警察執法公正、文明、科學；罪犯合法權益得到尊重與切實保障。獄政管理科學化既是獄政文明管理的前提，也是獄政文明管理的內容與載現。
3、獄政管理科學化是刑罰經濟的必然要求。刑罰經濟是與自由刑相伴生的一種刑罰要求，特別是在教育刑融入自由刑行刑過程之后，怎樣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實現由社會、受害人與侵害人權益構成的復合正義，如何保證罪犯必然受到法定懲罰，同時也只受到法律該當的懲罰，并在刑罰的過程中，最充分地實現罪犯的再社會化一直成為引人重視的刑罰話題。 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主張：“為了不使刑罰成為某些人對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從本質上來說，刑罰應當是公開的、及時的、必需的，在既定條件下盡量輕微的、同犯罪相對稱并由法律規定的”。（[意]貝卡利亞著《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頁。）刑罰經濟是對刑罰活動的一種定性要求，其實質就是刑罰謙抑的價值理念。刑罰經濟也是對效能的設定。它否定低效能的刑罰活動，主張把法定的、該當的刑罰恰如其分地施加于受刑人。如何做到刑罰的謙抑與保證刑罰的效能，一個最基本的方面就是推進獄政管理科學化，以科學的獄政管理活動與過程、嚴格依法行刑、杜絕法外施刑；合理使用行刑資源，杜絕資源浪費；兼顧復合正義，防止懲罰與改造的過剩與不足，從而保證懲罰與與改造的質量，達致行刑效率的最優化。
4、是適應當代國際人權斗爭的迫切需要。罪犯的權益維護與保障問題，是當今世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也是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國與國之間進行政治斗爭的重要方面。新中國尤其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盡管我國在罪犯人權保障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仍企圖以罪犯人權為借口，動輒向我國進行政治發難。為了適應國際人權斗爭的迫切需要，我們應當大力推進獄政管理科學化，以富有人文色彩的監獄環境、富有人道的獄政管理、富有人性的罪犯改造、富有成效的改造效果，向世人展示我們對罪犯的權益保障并不僅僅停留于對罪犯基本權益的當前維護上，而是立足久遠，從長計議，由特殊公民向普通公民延伸，以人性化改造為舉措，向罪犯改造要權益，向改造效果要保障，以遠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改好率，回應西方對我國的人權攻擊，蠃得我國在國際人權斗爭中的主動。
三、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基礎與突破口
新中國以來的獄政管理，以科學管理為原則，在獄政制度、管理思想、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管理環境等方面，積極進行了大量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實踐探索。以今天的科學視角來研讀這種歷史的探索活動，也許這些活動從總體上都還只是有待于科學演變的事物，但其中不乏獄政管理的積極成果。如依法、嚴格、科學、文明的獄政管理原則；在罪犯改造問題上的“三象”要求；改造罪犯的“三個延伸”；對罪犯進行“三分”的工作；為正確獎懲罪犯進行的記分考核；創建特殊學校與監獄區文化建設；《監獄法》的出臺；現代化文明監獄建設；警民聯防的社會化安全防范機制等，繼承與吸收這些有益因素，正是我們今天討論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基礎與平臺。
當然，我們更應當清楚，當前的獄政管理科學化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獄政管理工作的高標桿定位，是對獄政管理工作突破傳統與現狀的新要求，因此要理性地審察獄政管理工作的傳統與現狀，找到獄政管理科學化實踐的突破口。
1、獄政管理的法律法規建設雖然取得了不少制度成就，但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使得獄政管理活動中的人治權威影響仍難根除。依法治監必須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強調法治、履規，排斥著人治、任意。但少數民警不認真思考如何依制度辦事，依規范管理，卻總是努力營造個人權威，習慣于自己說了算，以人治代替法治。法治被曲解為是用法的威嚴去治、去嚇犯人、去樹、去立自己的威信。
2、監獄的器物建設經過現代化文明監獄創建活動的洗禮，雖然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監獄物態包括建筑與設施離現代科學的要求還有很大距離，科學含量偏低。一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不少監獄條件仍很簡陋，硬件設施不足、監控條件簡單，現代科技手段如閉路電視監控、紅外線報警系統、計算機網絡管理只聞其名、不見其影。二是經濟較發達地區的一些監獄建筑與設施在追求物質現代化的同時，并沒有做到與現代行刑理念相同步。在人類刑罰史上，刑罰理念創新推動的每一次刑罰變革，如賓洲制、奧本制以及我國清末的監獄改良活動，都首先體現在監獄建筑設計的革新上。我國當前監獄建筑的每幢樓房都包含了許多功能，但組合而成的建筑群從整體上看，封閉有余，顯現的主要是監獄安全這個重中之重的地位，而罪犯由獲得陽光的天賦權利而生成的戶外活動權卻缺少應有的建筑設計；各個監獄建筑雖有功能上的分工，但是這些分工不能適應罪犯類型分類、分級處遇的需要，在一個監獄，盡管有若干監區、分監區的劃分，而監獄建筑只能體現出罪犯分類和分級處遇的一般性。
3、監管安全工作抓得非常著實，但存在的著這樣幾個需要突破的方面：一是安全理念問題。為了保證監獄的改造安全，獄政管理過程中，有些監獄偏重于監獄安全的靜態性，只許罪犯“規規距距”，人為地阻卻民警與罪犯的在許多情況下的良性互動，忽視了監獄安全的本質在于動態性，以及對于絕大多數可改造和求改造的罪犯而言，秩序與安全，其實也是他們的需要，他們可以也應當是自覺維護秩序與安全的一種力量。二是安全資源配置問題。為了實現靜態的安全，一些監獄不惜成本、不計代價，讓民警嚴防死守，天天警鐘長鳴。安全固然重要，需要確保，在適量資源發揮作用足以保證安全的情況下，過量地投入資源、混雜資源的效用，不僅會帶來資源的浪費，而且會造成內耗。三是防范重點的問題。在不少監獄“管人頭”防逃跑的措施設施相當得力和完好的情況下，罪犯的逃跑已實現多年的零指標，安全防范工作尚未能及時由防逃跑轉向防罪犯安全生產事故、罪犯人際矛盾突發重大事件、以及罪犯心理異常突發重大事件。四是制防缺乏應有的地位。安全防范工作，監獄一般重在人防、物防、技防，對制度防范的價值認識不足。相對于人防、物防、技防來講，制防是工作的前提與基礎，也是人防、物防、技防能夠協調運行的保證。目前，在整體上，監獄缺少具有系統性的安全防范工作制度，《監獄法》對安全防范工作的認識僅止步于警戒。
4、罪犯的考核與獎勵，定量計分，量化考核，而量化的科學性不足。我國當前對罪犯考核與獎勵的依據主要是百分制考核，以計分考核確定改造成績，以改造成績決定行政與刑事獎勵。考核的量化便于把工作做得精細，但并不是每一項考核都可以量化，如罪犯思想改造，只適宜定性分析，不適合量化考核，人為給定分數易于帶來弄權與主觀隨意性。罪犯的勞動改造分應占有適當的比例，但不能一味地唯勞動數量與質量是舉。勞動的數量與質量可以與罪犯對監獄經濟的貢獻價值正相關，不能完全體現出罪犯真實的改造程度。監獄組織罪犯勞動，首先不是為了經濟效益，而是基于改造的需要，因此在勞動的過程中，罪犯的勞動改造評價除了定量考察他的勞動數量與質量外，還應定性考察他的勞動態度、勞動技能、身體狀況。另外，罪犯獎懲時，同樣的改造成績，在不同的地區會產生不同有時還相差較大的改造獎勵，這讓人難以理解，為什么同樣的法律規制在不同地區不同人員的操作下，就會有評判結果的非同質化呢？
5、罪犯勞勞動改造過程中的生產管理是促進勞動改造效果的重要手段，但唯生產的管理在變相地蠶食著生產過程中的獄政管理。監獄生產是為服務罪犯勞動改造需要而實施的改造形式，監獄生產在客觀上能夠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但這不應是監獄生產的指標追求。充其量只應在生產成本上盡可能地進行成本節約，避免浪費。然而當前監獄出于對經濟效益的追求，生產的任務非常繁重。獄政管理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主要幫助著監獄生產，并在向生產管理異化。獄政管理所肩負的對罪犯的懲罰與矯正、養成任務，變相地體現為勞動的強制與繁重、勞動崗位的適應、獄內勞動技能的提高，而罪犯的罪錯意識轉變、非常態行為的矯正、社會化思想與行為的養成，卻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與訓練。
6、“三分”是對獄政管理科學化的積極探索，但“三分”流于表層，有待于細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監獄開始了分類改造罪犯的實踐探索，并逐步總結形成了“分押分管分教”的“三分”工作。“三分”工作為獄政管理的科學化提供了思想基礎，但迄今為止的“三分”工作在“分”的問題上顯得過粗。罪犯分類只能從性別、年齡和刑期上進行感性分類，在一個具體的監獄，無法根據罪犯的素質、危險狀況組織實施理性的分層。沒有這樣一個前置的理性分層，罪犯的分管其實只能還是一體化管理，體現不出管理的層次。分教工作同樣要取決于對罪犯的科學分類。目前監獄一般只能從文化教育方面，根據罪犯文化程度的差別分別進行文化教育，無法針對具體的犯罪類型進行專門性的思想行為疏導與矯正。
7、罪犯權益的尊重與保障是獄政管理的熱點、難點，也是警囚矛盾在獄政管理中的焦點。獄政管理應當切實維護罪犯應有的合法權益，但什么是罪犯的應有合法權益，僅靠法律列舉是不足以詳盡概述清楚的，本著自然法的法則，許多權益只要法律沒有禁止就應當有權，但是許多公民權利是和自由聯系在一起的，當自由不在身邊時，這些權利的行使就發生了困難，如罪犯的婚姻權。然而由于法律沒有明文剝奪這種權利，所以又無法說罪犯不享有這些權利。實踐中，不僅不同的監獄對些權利有著不同的態度，社會與監獄之間也會在一些權利有無的問題上存在理解差距。維護罪犯權益，還存在觀念上的障礙。國家可以通過立法，禁止監獄法外施刑、可以通過法律要求民警不作為以尊重和維護罪犯權益，但有不少罪犯權益需要通過民警的積極作為才能實現，如罪犯合法的私有財產權、罪犯的婚姻家庭權，有什么能夠保障民警一定積極作為呢？在觀念上，一些民警把獄政管理的“人道”理解為“仁道”，對罪犯的權益不是給予應有的尊重與保障，而是出于一種憐憫心理，憑著自已的主觀意愿“大方的施舍”，這就易使罪犯權益成為說不清、道不明；可能有、可能無；有時有 、有時無的東西。
四、獄政管理科學化的建議
1、加強立法研究、完善監獄法制。獄政管理科學化應當依法管理且有法可依。1994年的《監獄法》，盡管在監獄法制史上具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但它的單行并倉促出臺，使得這部獄法在在實踐中暴露出諸多矛盾，導致獄政管理雖然有法，但有法難依。要加強監獄法的立法研究，完善監獄法制。 一是要對現行監獄法的內容結構進行研究，妥善調整解決刑罰執行、教育改造與獄政管理由于內容分章產生的地位并列的矛盾。這里有必要強調，獄政管理的外延是最寬廣的，它內含著刑罰執行與教育改造。刑罰執行與教育改造從來都不具有脫離獄政管理系統的單列性。我們應當反思，為什么近年來的教育改造會成為“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一種改造手段？其原因既和監獄的教育改造條件相關，與生產勞動繁忙有關，也和教育改造工作走出獄政管理部門另立門戶的實際不無關聯。二是盡快出臺《監獄法實施細則》，以便對《監獄法》釋疑解惑。由于《監獄法》立法的不周密、不詳盡，許多條文規定的內容容易在實踐中產生歧義，如“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規定，讓人很難把握，因而離監探親、假釋等激勵措施使用的概率很低。因為罪犯的人身危險性總是和一定的環境條件相聯系，罪犯在獄內的人身危險性評定結論并不能完全代表他離開監獄后的人身危險性程度。三是對獄政管理活動進行實踐總結，把其中的一些為過去的單行條例規定，但《監獄法》中沒有相關條文的做法吸收進《監獄法》，如“嚴管”，在全國各地的獄政管理過程中，都在使用這種管理措施，但由于《監獄法》在罪犯行政獎懲的內容中未對此加以規定，因而嚴管成了有管理實用性但沒有法律根據性的做法。四是在司法改革基礎上，著眼于刑事執行一體化，研究制定統一的刑事執行法，結束多頭行刑的格局，全面規范行刑過程中的所有獄政管理活動。這里要注意突破獄與刑的界限，獄與刑不僅具有指稱的互異性，也具有指稱的同一性。隨著司法改革的不斷推進，行刑社會化時代已經到來，在社區矯正的條件下，獄已不再有形，而刑實實在在。獄政在社區中演繹成刑務，實質上刑務就是社區內的獄政。
2、整合素質信息、做細罪犯分類。素質是個人先天遺傳與后天努力共同作用的狀態，是體現個人思想行為狀況的標尺。罪犯素質是罪犯思想行為狀況變化的晴雨表，重視罪犯素素質信息的整合加工，有利于我們做深做細罪犯分類工作。要從罪犯入監到罪犯出監的整個過程，根據罪犯分類的需要，采用個別談話法、行為觀察法、筆試測驗法、心理測量法、技能測定法、身體檢查法、社會調查法等方法，分階段進行罪犯素質測定，廣泛采集罪犯個體各方面的素質信息，及時進行綜合分析評判，以素質狀況為依據，對罪犯在感性分類的基礎上，再作理性的分層。這樣做，不僅便于獄政管理以層為面集中管理；也有利于獄政管理以罪犯個體素質為著陸點，使矯正、養成與激勵能夠對準罪犯素質缺陷，有的放矢。 因為罪犯所以犯罪，往往不是因為所有素質都低才導致了犯罪，可能是一兩方面的素質問題就決定了他的犯罪下場，改造罪犯，就必須改變這種素質缺陷，分類罪犯，必然就必須對素質狀況有所考慮。
3、合理利用資源，促進監管安全。監管安全是監獄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懲罰與改造罪犯的前提與基礎。只有首先確保了監管安全，才能在改造人上下功夫。我們必須在思想上高度重視監管安全。但監管安全又是獄政管理工作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它是工作運行的一種動態環境。所以在資源的配置上，就存在理性對待監管安全的問題。我們固然要全力保障監管安全，要有足量的資源投入，但又必須是合理配置、適量投入且應當理性利用。否則，過多地將有限的監獄工作資源投入到監管安全防范中，必然影響著監獄其他工作的開展。現實中，監獄工作在安全防范上耗費的人力資源過多已是不爭的事實，如何防范監管安全存在著非理性做法。加強罪犯的教育、引導、激勵、讓罪犯在安全中互助與自助，應當作為安全防范的手段，不能把罪犯整體都看成監管安全的破壞因素，真正破壞監管安全的只可能是其中的少數。可以有重點地對少數危險分子加級防范，必要時，專設監區或分監區，進行專門集中關押，專人專職看守，避免安全防范力度的平均化。我們還要認識到安全百分百，這只能是我們的需要與追求，但能不能做到、能不能長期保持，受到了許多因素的制約，讓監獄不發生任何事故，在現實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我們所能做到的是應當盡可能控制安全問題的發生，而不是妄想全面杜絕所有的安全問題。
4、轉變物態理念、更新管理環境。監獄物態的存在形式，決定于監獄物態理念。新中國初期監獄的布建與設施，以“三個為了”理念為指引，具有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適當性。歷史在發展、社會在進步，現代條件下，從監獄存在到物態狀況的理念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監獄職能的單一化、監獄工作法制化、科學化、社會化、行刑活動人道化、文明化，傳統監獄孤遠僻辟的布局、簡陋陳舊又缺乏系統性、協調性的建筑格局，以及滯后于現代科技發展的監獄管理設施，都與監獄的現代理念不相適應。要轉變物態理念，從監獄物態只為罪犯管教服務出發，由司法部統一思想、統一規劃，各省監獄系統積極響應、主動實施，實施一種戰略轉移——讓監獄離田出山、近城便行；推進一項戰略調整——加快監獄建筑設施的更新改造和新建，以現代化的監獄建筑設施融注體現人類行刑文明的當代發展。
5、狠抓隊伍建設、提高管理技能。民警是獄政管理的主要力量，是獄政管理的核心要素。擁有一支精干高效的民警隊伍，是做好獄政管理工作的必備條件。要狠抓民警隊伍建設，從多方面提高民警管理技能。一是教育引導民警樹立獄政管理是大管理的思想。要根據獄政管理科學化的需要，拓寬對獄政管理的內涵認識，突破獄政管理就是“管人頭”的認識，把監獄的生產場景管理、生產過程管理、產品的工藝流程管理、三課教育的課堂管理、監區生活環境管理、監獄網絡管理全部納入獄政管理的范圍，使獄政管理人才更具復合性。二是繼續開展民警素質教育，提高民警的文化素養。要以“568”工程、“7910”工程和三年素質教育成就為基礎，結合當代科學的發展狀況，組織民警自學和助學現代科學理論知識，尤其是要開展好五項普及學習：即普及以“三個代表”為重點的當代政治理論知識學習；普及以現代法制理念為導向的監獄法律思想理論學習；普及以科學管理為內容的現代管理理論知識學習；普及以科學、文明為重點的人學理論知識學習；普及計算機基礎與網絡常識的學習。三是合理配置基層一線獄政管理警力。目前在全國絕大多數監獄，基層一線的獄政管理警力普遍不足。要盡快配齊配強獄政管理的警力，努力使基層一線的民警與罪犯的配比達到18%，在一線民警數量足額的基礎上，對這些民警根據獄政管理各個類別崗位的不同需要，進行職業化的專門分工，相對固定他們的工作崗位，除非他們志愿或工作非但如此，不輕易對他們進行崗位變動，使他們能夠在特定管理崗位上，經過長期的實踐，成為具有符合崗位職責需要的專業特長的行家里手。四是調整激勵舉措，調動基層一線民警做好獄政管理工作的積極性。誰都知道基層一線的民警是最辛苦的，他們從事著最直接、最具體的獄政管理工作，長年和罪犯直接面對面，每個班次的工作時間都在10小時以上，每周的工作時間都在50小時以上，他們身處最危險的環境，承擔著最直接的壓力，但他們獲得的報償特別是監獄對他們的經濟激勵卻與他們的貢獻不成正比。要轉變經濟激勵重領導輕群眾的做法，在經濟激勵向一線傾斜的時候，一定要用制度規定必須向最低層的普通管教民警傾斜，而不是把大量的經濟激勵給了科大隊級領導，更不應當不切實際地拉大科大隊級領導與普通民警在經濟激勵方面的巨額差距，以避免挫傷并保護和調動民警工作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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