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配軍 ]——(2004-9-10) / 已閱12855次
社區矯正對象之對象校正
江蘇省司法警官學校 胡配軍
200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從此，以社區矯正為代表的刑罰改革拉開了序幕，社區矯正正式進入我國刑罰執行領域，目前，我國已有江蘇、上海等六省市先行啟動試點工作。
社區矯正是一個“舶來”概念，它起源于西方，盛行于當代西方各國，且為聯合國的一些規則、宣言所認同。我國在經過20世紀末長時間的理論關注后，考慮到國別政治、經濟、文化及歷史的差距，顧及我國當代犯罪率不斷上漲、監獄收容數量、監禁改造之后果、社會改造資源效用的發揮，以及刑罰經濟、趨向人道寬緩的未來走向，謹慎地確定了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為五種對象：（1）被判處管制刑罰的罪犯；（2）被宣告緩刑的罪犯；（3）被裁定假釋的罪犯；（4）被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5）被剝奪政治權利在社會上服刑的罪犯。
社區矯正，社會上有人簡單地把它理解為“判了刑不進監獄”。固然，社區矯正，就其場所來講，不是在監獄，而是在社區，被判了刑的罪犯不是在監獄服監禁刑，而是在獄外服非監禁刑。但這種“不進監獄”、不服剝奪人身自由監禁刑的罪犯只是少數，這種非監禁刑罰措施是針對罪犯中符合一定條件的人施加的——不需要進監獄服刑或者不需要再留在監獄服監禁刑。因此，所謂社區矯正，其實是與監禁改造相并列的一種刑罰執行方式，具體的講，是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會上，在特定社區內，由公安、檢察、法院、司法等專門國家相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根據判決、裁定確定的期限，矯正罪犯的犯罪心理與犯罪行為，促進罪犯順利回歸社會的刑罰執行活動。我國當前試點社區矯正，是對人類刑罰文明成果的借鑒，是與世界刑罰發展走向的積極趨同。
“刑期于無刑”，這是人類刑罰運作目標的最高追求，對于一種具體的刑罰來講，刑罰不是為了懲罰而懲罰，雖然基于社會正義，刑罰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報應性懲罰的內涵，但刑罰根據的功利需求促使刑罰不僅要通過懲罰限制或剝奪罪犯已有的犯罪能力與行為，而且要通過刑罰過程，努力達到徹底根除罪犯的犯罪能力與行為，促使罪犯終身不再犯罪，由此，刑罰中不能僅有懲罰，還要有改造，要“改造可改造之人”。社區矯正的首要目的應當在于改造符合條件的可改造之人。在這一問題上，對于符合條件的可改造之人的對象選定，筆者認為，前述五種對象的適用范圍似有不妥，筆者不揣剪陋，試提出校正意見。
第一、社區矯正的對象范圍可以擴大。社區矯正的非監禁特征表明，社區矯正對罪犯的人身自由只能予以適度限制，不能實現剝奪，也無法剝奪。因此，它只能適用于罪行輕微、主觀惡性小、人身危險性不大、易于改造，且放在社會上服非監禁刑不致危害社會的罪犯。需要指出，在這些條件中，不是所有的條件都是必備條件，如罪行輕微是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但罪行較重或是嚴重者，具備后幾項條件，也應當可以進行社區矯正，而后幾項條件是必要條件，缺一不可。當前，我國社區矯正的條件適用上，主要是基于罪行比較輕微、或是罪行雖然嚴重，但經過改造證明確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要求。可以由此作出這樣的理解，罪行輕重本身不構成實施社區矯正的必要條件，如果這一前提沒有問題的話，在適用刑種的選定上，就不應當局限于管制與剝奪政治權利。罰金刑、沒收財產刑，這兩種刑罰與剝奪政治權利同屬于刑法上的附加刑，在獨立適用時，都是針對的輕微犯罪，雖然剝奪政治權利具有過程性、持續性，而罰金刑和沒收財產刑都是瞬間刑、一般帶有一次性（當然也可以分期間執行）。但剝奪政治權利與罰金刑、沒收財產刑所要懲罰的都是具有犯罪性質的行為，而承受這類處罰的犯罪行為人在遭受懲罰的同時，刑罰只是對他過去的犯罪行為進行的標定，這種標定本身不能消除其犯罪心理與行為，需要通過教育改造，轉化他們扭曲的個體心理，矯正他們不良的個人行為。因此，筆者建議將罰金刑、沒收財產刑納入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范圍。對于被單獨處以附加刑的罪犯，其社區矯正的舉措應當有所限制，按照刑法的有關規定，這類罪犯在社會上服刑，他們的人身是自由的，他們只對尊紀守法承擔“接受監督”的義務，他們不能被強制組織參與社區務工。另外，一些過失犯罪，行為人自身的主觀惡性小、人身危險性輕、不可能再危害社會，將這類罪犯置于監獄服監禁刑，易造成行刑資源的浪費、改造過剩，不如將這類罪犯放在社會上進行社區矯正，能夠實現刑罰的經濟，節約行刑的成本。當然，這樣做首先面臨的是我國刑法的阻滯，對此，可以本著“輕輕重重”的刑罰思想，由專門機構對這類罪行的處罰進行內容的法律調整。
第二、暫予監外執行不應當納入社區矯正的范圍。監外執行是我國行刑過程中的一項人道主義舉措，它是對被判處有斯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間，因具有某種法定的情形而依法決定在監外執行刑罰的制度。它又包括罪犯尚未入監由法院依法批準的暫不收監——監外執行；罪犯在監獄服刑期間由監獄管理機關批準的監外執行。
在社區矯正的五種對象中，暫予監外執行被納入其中,讓人對它的合適性有些疑問。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14條、<<監獄法>>的第17條、第25條有關規定，暫予監外執行主要是針對三種情形：一是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二是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三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當這種情況下的罪犯暫予監外執行沒有社會危險性時，且所判刑種符合法定要求，又不屬于自傷自殘情形的，可以暫予監外執行。為什么要把監外執行罪犯作為社區矯正的對象？能夠說得上的唯一理由只能是因為這時的罪犯不在監獄，而是走進了社會。但一般認為，這類罪犯走進社會，只具有形式意義，他們應當被視作在監獄服刑，他們的罪行可能比較嚴重，他們的悔改表現不一定就好，監外執行關沒有強調對他們的悔改表現的要求。讓他們走進社會，也是監獄的無可奈何。用社區矯正這種輕緩的刑罰執行方式來矯正他們的惡習，無法讓人認同它的適當性。因為社區矯正雖然指向著非監禁刑罰對象，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所有的非監禁刑罰對象都可以適用社區矯正，社區矯正不能含括非監禁刑。只有能夠適用社區矯正、并且能夠獲得矯正成效的罪犯才可以被社區矯正。監外執行是一種暫時性變更刑罰執行方式的舉措，從實際運用看，主要是保外就醫，而其他兩種情形被不少學者認為是法律虛置，也就是說，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多數是因嚴重疾病而保外就醫，這使得社區矯正在這部分人身上的作用是不方便的、有限的、暫時的，搞不好還會與監禁改造發生沖突，導致罪犯日后的無所適從。比較而言，社區矯正的重點應當在于矯正，而暫予監外執行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嚴格到位的管理。對暫予監外執行罪犯，筆者不認為他們可以成為社區矯正的對象，并不是說就可以放任他們，由于他們中的不少人可能是重刑犯，而確有悔改的表現尚未具有，因此，應當加強對他們的監管。對于他們的人身自由，盡管無法像在監獄那樣完全剝奪，但也應當和社區矯正中限制被矯正人的人身自由有所區別，對他們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在程度上應當有所加重。
第三、關于將“被剝奪政治權利在社會上服刑”的罪犯納入社區矯正對象易于引發的矛盾。被剝奪政治權利屬于附加刑，可以單處或附加適用。單處時，適用的對象是罪行輕微的罪犯，附加適用時，涉及的罪行往往較重，或是刑法有明文規定必須剝奪政治權利的罪名。不論哪種情況，除非死刑，否則罪犯最終都要回到社會。由此產生的與社區矯正相聯系的問題是這些服監禁刑的罪犯，刑滿回到社會后，他們被剝奪的政治權利的期限正式開始起算，在這樣一個監禁刑罰期限已滿、刑罰尚未完全執行完畢的情況下，是否要對這部分刑釋人員進行社區矯正？如果對他們進行社區矯正，則他們已經是刑滿釋放人員，他們的矯正改造期限已經到期，任何的矯正改造對他們而言，都已經不再是必須，那么憑什么要求接受社區矯正？又憑什么保證他們能夠自覺接受與服從并參與社區矯正呢？假如不對他們實施社區矯正，他們又正好符合“被剝奪政治權利在社會上服刑”，他們已經結束的是監禁刑期，剝奪政治權利的非監禁刑期只是開始或沒有結束。如此看來，對這種類型的罪犯是適用社區矯正或不適用社區矯正都難取舍。筆者覺得，本著“不是所有在社會上服刑的罪犯都可以適用社區矯正的”認識，對刑滿釋放后開始剝奪政治權利刑期的罪犯，不必再進行社區矯正。刑滿釋放意味著刑罰改造的結束，不論是監禁刑罰改造還是非監禁刑罰改造，都應當視為結束。因此，這類罪犯不能被納入社區矯正的對象。
第四、不是所有的緩刑犯都能適用社區矯正。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在我國，被判處緩刑的罪犯既可以是普通刑事犯罪，也可以是軍人在戰時，因犯罪被判處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同時暫不執行。對于普通刑事犯罪被判處緩刑，應當適用社區矯正，但軍人在戰時被判處的緩刑，不適用也不可能適用社區矯正。所以提出這樣一項校正意見是要確保刑罰執行活動的正確性、準確性，否則出現特殊的個案時，就難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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