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瑞英 ]——(2004-9-17) / 已閱28886次
（二） 1972年《外空物體所造成損害之國際責任公約》（以下簡稱《責任公約》）的細化規定
1. 對責任主體的規定。根據公約第二、三條 ，發射國應對其所發射的空間物體造成的損害，負有賠償責任。第四、五條規定了在共同致害時各發射國承擔連帶及個別責任。公約第一條第二、三款對“發射”和“發射國”作出了明確規定：“發射”包括未成功的發射在內；“發射國”指發射或促使發射外空物體之國家以及從其領土或設施發射空間物體的國家。
2. 對求償主體的規定。該公約第八條規定：“一國遭受損害或其自然人或法人遭受損害時得向發射國提出賠償此等損害之要求；倘原籍國未提出賠償要求，另一國得就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在其領域內所受之損害，向發射國提出賠償要求；倘原籍國或在其領域內遭受損害之國家均未提出賠償要求或通知有提出賠償要求之意思，另一國得就其永久居民所受之損害，向發射國提出賠償要求。”根據這一規定，受害人可以通過其本國、損害發生地所屬國家和永久居住地國三個渠道提出其賠償要求。根據國際法的一般原則，一國可以就該國或其國民所遭受的損害，但不能就其他國家國民或無國籍者向另一國提出賠償要求。該公約的這一規定突破了國際法的這一原則，是國際法求償規則的一個重要創新。
（三） 其他相關條約對外空損害賠償責任主體和求償主體的規定
1967年《營救宇宙航行員、送回宇宙航行員和歸還射入外層空間的物體的協定》（以下簡稱《營救協定》）第五條規定，如果締約國有理由認為在其管轄區域內發現或在其他地方尋獲的空間物體或起組成部分，具有危險或有害物質時，可通知發射當局，發射當局應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可能造成危害的危險。
1974年《關于登記射入外層空間物體的公約》（以下簡稱《登記公約》）第六條規定，如果受害的締約國不能辨認造成其國家或國民損害的空間物體時，各締約國應給予協助。
1979年《指導各國在月球和其他天體上活動的協定》（以下簡稱《月球協定》）第七條規定，締約各國在探索、利用月球時應采取措施防止月球環境遭到破壞，并將其采取的措施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另外還要將它們在月球上放置的一切放射性物質以及放置的目的預先通知聯合國秘書長。
三、 現有規定在外空環境損害賠償中的障礙分析
從以上條約規定可以看出，在目前的外空損害賠償責任機制中，責任主體是發射國、從事外空活動的締約國等；求償主體是與損害發生有國籍關系或地域關系的國家。乍看起來，目前的外空損害賠償責任機制對責任主體和求償主體的規定是明確和具體的，但是，面對越來越突顯的外空環境損害問題，這樣的賠償責任機制在應用之時難免出現捉襟見肘的困境，這種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 當前賠償責任機制在求償主體缺失時的無奈
如前所述，外空屬于全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對這一區域造成的環境損害，以及由外空活動造成的公海或南極等全球公域的環境損害，由哪個主體代表全人類對責任主體提出賠償要求是當前國際環境法研究中的一大難題。目前的外空損害賠償責任機制對這一問題沒有涉獵，所以在出現這一問題時，外空環境損害賠償責任機制乃至國際環境法的損害賠償責任機制都表現出了無奈。
（二） 當前賠償責任機制在責任主體不明時的缺失
如前所述，空間碎片已日益成為外空活動的最大威脅，并且這一威脅在短期內不會有明顯改善，由空間碎片造成損害的一大特點就是責任主體不明。這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如何規制外空活動造成的環境影響。進一步界定即外空活動對外層空間環境產生了不利影響，如產生輻射污染、生成空間碎片等，但并沒有造成人員或財產的實質損害。外空環境與地球環境不同的是，外空環境不構成生物圈（以目前的科學發現為基礎），目前的外空污染不引起生物生存環境的變化，不對人類的生存環境構成現實危害，只是對后續的外空活動構成威脅；有學者認為：地球是人類的搖籃，為了成長人類需要離開這個搖籃，而空間碎片和空間污染日益成為人類成長的障礙， 這是以一種發展的眼光看待目前的外空活動，以這種視角為基礎，對解決外空環境問題大有裨益。目前有關的外空條約只是原則性地規定，各締約國在進行外空活動時應采取適當措施，避免對外空造成有害的污染，但并沒有對造成有害污染后如何進行救濟作出明確規定。此外，有時產生空間碎片的主體并不明確，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護外空環境，如何對責任主體進行認定仍是一項法律空白。
2. 如何救濟未辯明碎片造成的損害。雖然《登記公約》中有對外空物體進行登記的要求，但這并無助于對責任主體的確定，因為登記公約只要求登記國提供外空物體的有限信息以及空間物體的一般功能，對于公約規定之外的信息，登記國可以自主決定是否提供。更多的信息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可能性，因此一般國家不愿提供公約要求之外的信息。但也正因為這種原則性、模糊性的規定，才為空間大國所接受。 這樣的規定導致該公約出現了對空間碎片問題的遺漏，該公約并未要求登記國對其發射的空間物體在外空失效或分裂為碎片這一事實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而只是規定登記國應將原在地球軌道上，但現已不復存在的空間物體的情況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因此對大多數空間碎片并不能確定其所屬國，對因這種空間碎片造成的損害，求償主體向誰提出賠償要求、如何獲得救濟目前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
四、 解決障礙之路徑選擇
針對以上分析，本文在此部分將從責任主體與求償主體方面入手對外空環境損害賠償責任機制進行一個比較系統的梳理，將責任主體與求償主體進行排列組合，形成以下四種情況：其一，責任主體明確，求償主體確定；其二，責任主體明確，求償主體缺失；其三，責任主體不明，求償主體確定；其四，責任主體不明，求償主體缺失。筆者認為，責任主體明確、求償主體確定是目前外空損害賠償責任機制的基礎，因此，對因外空活動產生的責任主體、求償主體明確的環境問題，可以直接適用現有的外空損害賠償責任機制；責任主體不明、求償主體缺失的外空環境損害賠償是對責任主體不明、求償主體確定與責任主體明確、求償主體缺失的組合。因此本文只對中間兩種情況作出路徑選擇與制度構建。
（一） 求償主體缺失時的路徑選擇
這種情形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誰有資格代表全人類對責任主體提出賠償要求。從目前的國際法來看，全球公域主要包括：海洋公域、南極、外空。這種一致的定位決定其在某些制度方面是可以互相借鑒的。通觀國際法對三大區域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立法，對于一國因其自身行為造成全球公域環境損害從而引起國家責任時，其他國家如何行使相應的程序權利問題，國際法本身并沒有明確的規定。而且在三大區域環境保護立法中，外空環境保護立法明顯落于其他兩者之后，因此對其他兩者進行研究來解決外空環境保護問題將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捷徑。經過系統研究海洋公域環境損害賠償責任以及南極環境損害賠償責任后，筆者發現，關于國家如何對抗別國損害全球公域環境的行為問題，主要有以下兩種見解：
1. 對抗損害全球公域環境的行為，只能由國際社會采取集體行動。這種觀點強調締約國集體的利益和集體的行動，即應有一個代表全體締約國利益或全體國際社會利益的組織對造成全球公域環境損害的起源國提出賠償要求。在目前的三大公域環境保護中還沒有這樣一個代表全人類利益的國際性組織，但在國際海底區域資源管理中，設立了國際海底管理局，這是一個代表全人類對國際海底資源進行統一管理的執行性機構，雖然該機構對海洋公域環境保護沒有執行性權利，但此機構的設置為代表全人類公共利益性質的國際組織的建立成功開辟了先河。另外，在南極環境保護中，根據1991年《關于環境保護的南極條約》設立了專門的南極環境保護委員會，遺憾的是該委員會只是一個咨詢性組織，沒有被賦予提起環境損害賠償的執行性權利，但這種環境保護機構的出現，體現了一種用專門的國際環保組織對全球公域環境進行保護的趨勢。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主張建立的國際組織是將執行性與環境保護專門性相結合的產物，即建立一個即有國際海底管理局的執行性又有南極環境保護委員會的專門性的國際環境保護組織，由其代表全人類利益對某一全球公域的環境損害提出賠償要求。
2. 如果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少數國家即可以代表所有的締約國、區域組織、甚至全體國際社會要求損害全球公域環境的起源國承擔國際法上的責任。這種觀點類似于國內法中的“普遍訴權”以及國際法上的“普遍管轄原則”。即任何國家對損害全球公域環境的行為，都可以代表全體人類提起賠償要求。這一觀點在海洋公域環境保護中有所體現。海洋環境的保護從原始的“公海自由”到“合理限制”發展至今更是出現了大規模污染海洋環境將構成國際罪行（目前這一理論還停留在條文草案的階段）。 對于國際罪行，目前的國際法采取的是“普遍管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任何國家都可以對大規模污染海洋環境的行為提出賠償要求，這是國際法對全球公域環境保護的一大發展。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從傳統國際法出發，對“國際罪行”或者“普遍管轄原則”進行理論突破， 以解決對全球公域環境造成損害的求償問題。
根據以上兩種觀點在三大全球公域環境保護中的體現，筆者認為這兩種理論都是一種發展的趨勢，具體在外空環境損害中，適用哪一種理論解決求償主體缺失問題更加合適？筆者認為，限于空間活動的高技術性，到目前為止，外空活動還主要集中于幾個發達的空間大國，國際社會成員間對外空的開發利用程度存在較大的懸殊，這種懸殊現狀導致各國在外空環境保護中地位的實質不平等，其參與外空環境保護的能力及積極性都有很大差距，因此，賦予各國都有代表全體人類利益提出外空環境損害賠償的權利存在現實中的障礙。本文認為，解決外空環境損害問題的可行途徑是：結合現有的外空國際組織，設置一個專門的外空環境保護組織，賦予其代表全體人類利益對外空環境損害提出賠償的執行性權利。
（二） 責任主體不明時的制度構建
如前所述，外空活動的日益頻繁，各種空間物體也隨著增多，雖有登記公約的強制登記制度，但在有些損害中仍不能辯認其責任主體，尤其對于越來越多的未辯明碎片造成的損害更是無從確定其真正的責任主體。《登記公約》中明確要求其他國家有幫助受害國辨認空間物體來源的義務，但對于不能辯別時如何處理并沒有作出明確規定，此時受害者就要為此被迫承擔損失費用。另外未辯明碎片的增多也將影響到未來進入外空的國家對外空的自由探索和利用。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種制度來內化由未辯明碎片造成的損失。國際法學界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責任保險、基金、市場份額三種責任內化的方案：
1. 責任保險。目前的外空責任保險類型針對的是責任主體明確的情形，對于無法辯明責任主體的損害如何用責任保險制度進行風險分散，并沒有理論上的研究或實踐中的做法。
2. 基金。針對外空環境損害賠償實現困難，尤其針對不明責任主體造成損害的無以救濟這種情況，有學者建議在聯合國主持下建立一個國際保證基金會。所有發射國以及發射的私人企業，均須以每年發射次數的多少交存一定數目的款項作保證金。 以此為基礎，在條件成熟時，可以設立一個專門針對責任主體不明的外空環境損害賠償基金。
3. 市場份額。有學者在分析了保險和基金的不足后，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責任分配方案，即市場份額責任。 這一責任制度來源于美國孕婦服用防止流產藥物，結果影響胎兒智力的案例。適用此制度的特點是：其一，致害物質的可替代性即不確定性；其二，責任者不明確。未辯明碎片引發的責任符合這一特點，但問題是依據什么標準來分配外空活動主體之間的責任比例。該學者進一步提出，可以根據各國已辯明空間碎片的比例來確定未辯明碎片的比例，再根據這一比例分配責任份額。
筆者認為，以上三種方式在解決責任主體不明的外空環境損害賠償時各有利弊，關鍵是哪一種方式可行性更大，更能實現責任分配的相對公平，更有利于對外空環境的保護。責任保險首先面對的一個問題是沒有一個統一的國際保險機構進行此種保險活動，另外這種責任保險在外空活動的初期可能比較適用，隨著外空活動的頻繁、空間碎片引發的損害也隨著增多，保險費必跟著提升，保險費本身就構成了從事外空活動的一大障礙，影響了各國政府、國際組織或私人企業對外空開發利用的積極性。基金和市場份額責任共同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對責任進行公平分配。不同的是，基金在損害發生前繳納，市場份額在責任發生后確定。本文認為，理論上市場份額責任比基金更有利于對外空環境的保護，這是因為基金的事前準備性質決定各國繳納費用的依據是發射活動的多少，一旦繳納后，各國對形成的外空環境污染并不再繼續給予關注；而市場份額責任則是根據各國現有辯明碎片的比例確定未辯明碎片的比例進而確定應承擔的責任份額，這就促使各國加大對本國辯明碎片的跟蹤和處理，同時也推動各國積極確定未辯明碎片的所屬國以減少本國辯明碎片的相對比例。
五、 結語
本文從當前的外空損害賠償責任入手，重點分析了目前的外空損害賠償責任機制對外空環境損害中突出的兩大問題即責任主體不明和求償主體缺失的不適應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制度性建議。筆者認為對外空環境損害的賠償主體與求償主體進行系統研究是促進國際環境法發展的迫切需求，但限于筆者理論水平有限，收集資料的不全面，對此論題的研究還處于一個初步探討的階段，希望能在此領域起到拋磚引玉的功效。
參考文獻
1.林燦鈴 著：《國際環境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2.林燦鈴 著：《國際法上跨界損害之國家責任》，華文出版社2000年8月版。
3.賀其治 著：《外層空間法》，法律出版社1992年6月版。
4.賀其治 著：《國際法和空間法論文集》，中國空間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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