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紹明 ]——(2004-9-17) / 已閱13723次
律師為何要行賄法官？
湖北偉宸律師事務所 張紹明律師
（ 發表于《律師與法制》雜志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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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腐敗案的暴露，13名法官涉嫌收受賄賂枉法裁判，案件涉及兩名副院長。隨后，宜昌亦查出法官系列腐敗案，宜昌中院７人涉嫌收受律師賄賂，私分“贊助款”。
湖北所發生的一系列法官腐敗案在社會上引進了強烈的震動。不但中央領導人作出了重要批示，司法部更是接二連三地下發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發布的《關于規范法官和律師相互關系，維護司法公正的若干規定》更是措辭嚴厲，全文一共用了25個“不得”，13個“應當”來詳細規定律師和法官的行為……。
律師行賄，法官受賄，盡管是少數人之行，小部分人之為，卻將律師與法官的關系推到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使律師行業蒙羞，使法官與律師的社會公信力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應當說，處理好與法官的關系是律師執業行為規范的重要內容。許多國家對于律師與法官之間的行為規定得非常嚴格，在美國，沒有哪個律師敢向法官行賄，向法官行賄等于案件敗訴。
曾有這么一個笑話：一位中國當事人請一位美國律師打官司，開庭之前當事人對律師說：“是不是要給法官打點打點或者請法官出來吃餐飯？”美國律師聽了大惑不解：“你是不是想輸官司啊！你要那樣做，官司不用打你就輸定了。”拿到判決書時，中國當事人果然贏了官司，美國律師很是奇怪，他沒有料到對方會輸得那樣慘，他問中國當事人有何訣竅，中國當事人告訴他：“還不是因為我給法官送了禮。”“你給法官送禮？”美國律師瞪大了眼睛。“是的，不過不是以我的名義，而是以對方的名義。”
美國給法官送禮輸官司，中國給法官送禮贏官司，這是兩種文化背景下映襯出的巨大反差，也是百姓對打官司到底是“打關系”還是“打法律”疑問的答案。
宜昌法官腐敗案發后，有人想請一位未涉及此案的律師談談涉案律師的有關情況，不想該律師竟一口回絕：“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關于這個案件我不能給你提供任何線索，因為我還要做律師、要吃飯，你應該理解，這是干我們這一行的游戲規則。”
這使我想起一個問題，律師辛辛苦苦賺來幾個代理費，憑什么要送給法官？為什么有些律師甘愿冒紀律處罰甚至是刑事制裁的危險去行賄法官？
中國律師與法官同為“法律人”，有些學者甚至稱律師是“在野法曹”，實際二者的地位卻是“天上人間”。法官有崇高的地位、巨大的自由裁量權卻享受著較低的薪金待遇，在他們眼里，律師個個都是富得流油的角色，收他們幾個錢如同在他們身上拔幾根毛，心安理得！律師為了與法官搞好關系，也愿意投懷送抱。因為在中國打官司很大程度上靠與法官搞好關系。就算法官不枉法裁判，他手里有自由裁量權，有玩弄各種司法程序的技巧。一旦得罪他們可謂寸步難行，當事人可能一輩子只打一次官司，律師要一輩子與他們打交道，得罪他們無異于找死！
律師熱衷于與法官拉關系，有的是被法官逼出來的。該立案的不給你立案，該給你看的證據不給你看，該送達的文書不去送達，能拖便拖，能賴便賴，拿一份判決書就讓你跑上十趟八趟，一個簡單的案子可以給你拖上一年半載，你告他不但難以湊效，說不定會上該法院的“黑名單”，讓你“吃不了兜著走”。碰了幾次壁之后，你還不得學乖點，趕緊去拉拉關系。
律師熱衷于于與法官拉關系，有的是被當事人逼出來的。當事人在辦理委托手續之前喜歡打聽：你在某某法院有沒有關系？你跟某某法官熟不熟，不熟？那還打什么官司？拜拜！這筆業務說不定就黃了，一筆兩筆黃了也許你能潔身自好，個個當事人都抱有這種心理，你還不趕緊與法官拉拉關系？
從內心講，如果個個法官都能秉公判案，都有英美國家法官那樣的素質，絕大多數律師是不愿同他們拉關系的。律師與法官的關系是否正常，與某個地方的司法環境直接相關。中國有兩百多個縣沒有一名律師，不是一個縣的案源養不活一名律師，而是執業環境太壞，律師覺得自己的法律知識在認人情不認法律的法官眼里根本不起作用，只好跑到大一點的城市去求發展。北京有近8000名律師，現在還以每年1500人的速度增加。為什么那么多律師往北京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律師執業環境比較公正，也就是說律師有機會憑自己的法律知識在哪兒混碗飯吃。
可以這么說，一個地方司法環境的好壞直接決定律師對待法官的態度，如果事事都依法辦理，法官拖延推委時律師能有個地方申訴并能很快得到解決；如果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能得到合理的限制，律師的正確意見能被法官采納；如果法官能有比較高的職業素養，只要律師行賄，不管他是否有理案件一律敗訴。還會有律師向法官行賄嗎？
一位知名教授在課堂上對我講了這么一個事例。他曾代理一個案件，法官在兩個小時的開庭過程中六七次跑出去電話，最后審判席上三人竟只剩下一人。法官不聽代理人的意見，你辯你的，他判他的，讓人有一種被耍弄的感覺，有這次經歷，他發誓不再代理案件了。教授的感覺尚且如此，律師天天與他們打交道，既不敢怒更不敢言，那是何等的無奈！有這樣一兩次經歷，有一部分律師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中國打官司不是靠業務能力而是靠關系。于是，有一小部分律師，不是把精力放在提高業務水平上，而是熱衷于拉關系、搞公關，想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向自己這邊偏一點，想法官給自己多行行方便，向法官行賄便時順理成章的事了。
一部分律師向法官行賄是因為法官在“逼良為娼”。不可否認的是，的確有一些律師違背起碼的職業道德，主動向法官行賄。他們與法官拉關系的動機很簡單，那就是希望法官給自己介紹一些案源，希望法官的“天平”向他這邊傾斜，幫他打贏那些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的官司，這些人是律師中的真正“敗類”。他們主動地經常性地行賄法官，整天跟在法官屁股后面轉，與法官的關系已經達到“一家人”的地步。武漢某法院的法官曾稱某律師為“╳狗子”，因為他整天跟在某庭長屁股后面，下班之后還幫他買米、換煤氣，做所有的家務事，庭長老婆笑著說：“你就像是我家里的一條狗。”他竟毫不生氣地答道：“你說我是你家里的狗我就是你家的狗”，狗子律師的名字就這樣叫開了。律師是法官家里的狗，豈有不被偏袒之理？這類律師是極少數，卻敗壞了整個律師行業的聲譽。這幫律師是法官的“家狗”，是該清理清理他們了。
經常性行賄法官的律師畢竟是個別現象，大多數律師行賄法官只是偶爾為之。他們與法官有一些關系，當案件標的較大或當事人在辦理委托手續過程中猶豫不決時，為了迎合當事人的心理以便接下案子，他們往往在當事人面前自詡“路子野”，與法官的關系硬，以提高收費價碼，收錢之后為了打贏官司，不惜去行賄法官。這幫律師是法官的“野狗”，也該拿起法律的大棒用力敲打敲打他們。
整頓律師行業，如果不分析律師行賄的原因，不從整個司法制度的打環境去考慮，整頓只會流于形式。處罰一批有行賄行為的律師固然可以對其他律師起到威懾作用，但這畢竟是治標不治本，要想從根本上規范律師的行為，還得從制度設計上找原因。
現階段，很多人都認為律師好像是一個富得流油的職業，香車寶馬、高堂華舍、出入豪華場所就是律師生活的寫照。但事實是，中國律師業務開展的好壞不是靠業務能力而是靠社會關系，就像乘公共汽車，先上去的人能找到座位，后上去的人即使你的能力再強，沒有人下車騰出空位子，你就很難找到自己的座位。這就是為什么年輕律師很難開展業務，很多拿了律師資格證的人不去律師事務所而跑到公司上班的原因。的確，有一部分律師是富了，如從事公司上市、企業改制、涉外法律事務的部分律師，還有一部分是有關系從事刑事案件大案要案辯護的律師。但絕大多數律師并沒有富起來，如《中國律師》雜志報道西部某省的一個律師一年只有幾百元的收入，連維持生存都成了問題，不得不靠放羊喂馬，甚至給人打工求得生存。在武漢這樣的大城市，大部分律師的收入刨去各項費用和稅款，也不過三五萬塊錢，他們沒有養老保險，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失業保險，凈收入甚至抵不上一個政府公務員，可以這樣說，如果政府愿意讓律師轉變身份，回到先前領公務員工資的狀態，保管有一半律師愿意去拿公務員的工資。可律師的要求比公務員要高一百倍，一個人如果想從事律師職業，首先必須取得大學本科學歷，然后參加號稱“天下第一難”的律師資格考試或司法考試，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一年后，方可領取律師執業證從事律師職業，如此下來，前期投入就很大。然而，領取律師執業證后，并不是一片坦途，法律服務市場由于我國特有的服務主體多元化，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司法系統離退休人員、甚至是無業人員都在無限制的從事這一職業，律師找到案源談何容易！山東一省在冊的法律工作者就有6366人 ，他們沒有注冊的成本，沒有管理嚴格的稅收，有的甚至可以拿工資，他們同律師一樣可以接案，律師在爭案源方面能競爭過他們嗎？
律師開展業務一是靠社會關系，二是靠口碑。律師承辦法律事務很希望當事人的合法權利能得到實現。可事實是，司法公正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是在掌握裁判權的法官手里，為了能實現自己的目的，律師往往不得不與法官套近乎。如果一個本該勝訴的官司在自己的手里輸掉了，那么律師失去的恐怕不僅是一個客戶，恐怕還會失去生存的基礎。這也是律師明知向法官行賄犯法也敢向法官行賄的原因之一。
要杜絕律師向法官行賄，靠嚴刑酷法解決不了問題，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是實現司法公正。有了司法公正，律師憑自己的本事吃飯，自己合理的辯護意見得到采納，合法的權益得到保障，何必向法官行賄？有了司法公正，當事人就會去找有業務能力的律師而不是去找有關系的律師，律師中就會形成一種鉆業務而不是鉆后門的風氣，社會正義能得到更為有效的伸張。有了司法公正，會有更多的律師站出來做“護法使者”，讓法治精神在社會發揚光大。
談到司法公正，很多人想到的是判決是否公正。實際上，程序公正有時比實體公正更為重要。賭博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賭博是假的，所有的人都會有怨言，如果程序公正，輸家只會怪自己的手氣太壞。美國當事人輸了官司很少有人怪法官，因為他輸得心服口服；我國當事人輸了官司首先罵的是法官，因為他從內心難以相信法官是鐵面無私。
司法改革應從實現司法公正入手，而實現司法公正的前提是規范法官和律師的職業行為，而不僅僅是整頓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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