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德龍 ]——(2004-11-18) / 已閱15843次
平等與差別之間——
論我國民營企業法律保障的理念
毛德龍
一、引 言
民營企業在中國近代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被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壓迫到與官僚資本和外國資本結合的，一個在夾縫中求生存，在困難中求發展的不平凡的經歷。在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又對民營企業進行了漸進性的社會主義改造，民營企業一度在中國大陸失去了其應有的地位和創造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理論取得重大突破，特別是鄧小平理論，科學的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提出更是使民營企業找到了發展的廣闊空間。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作用，在江浙的一些經濟發達地區，民營經濟甚至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我國法律適應經濟發展的大潮，及時反映社會經濟發生的深刻變化，對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日益看重，甚至我國的憲法也在著重強調了公有財產的神圣性的前提下，強調了對私有財產的法律保障。1
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對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取得顯著進步的同時，也存在很多問題，例如：一方面我們的一些法律仍然存在片面的保護國有財產的傾向，忽視民營企業的應有的平等權益。另一方面，由于我們對國有企業的不平等的照顧，要求國有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有時反而使民營企業在事實上的法律權益高于一般的國有企業。盡管具體的法律條文的列舉具有非常強大的說服力，但本文更想從法律保護的原則或者理念的抽象的角度來審視這一問題，因為，具體的法律條文無非是法律原則或者理念的細化，而我們目前對民營企業法律保護的最大困境，或者說混亂的根源就在于立法的理念或者原則沒有理清，解決了立法的理念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解決了對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問題。
二、兩個理念
就筆者之歸納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就當前之情勢，應當樹立以下兩個理念：
（一）平等主義的理念。事實上，我國的企業立法非常復雜，幾乎可以認為，有多少種企業，就有多少種企業立法，并且我們對企業的分類標準不一，有的是按企業所有制的性質進行的分類，如：國有企業、集體企業、股份制企業、合伙企業、個體工商企業、外資企業；2有的則是按照企業的組織形式進行的分類，如：公司企業、非公司企業；有的甚至是按照企業所從事的業務類型的分類，如：外貿企業、金融企業、航空運輸企業、“三來一補”企業等等。分類標準的不一，反映在對企業的立法上，也是紛繁復雜，令人眼花繚亂。加入世貿之后，專家學者幾次呼吁要徹底改變按照企業的所有制性質進行立法的舊模式，而應當按照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區分不同的企業組織形式進行立法，這種改革不僅具有理論上的意義，同時在實踐當中，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3
所謂的民營企業并非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范疇，而是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在中國獨特的經濟轉型時期提出的一個概念，如果從法律上仔細分析，民營企業應當稱之為民有企業更加準確，或者稱之為私有企業更能夠說明其本來面目，由于我們刻意的去淡化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所以將私有企業帶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而稱之為民營企業。可見民營企業的稱謂更多的是從所有制的性質上進行的企業類型的劃分。我們市場經濟的理念就是要求市場主體的平等，就是要變身份的社會為一個契約的社會，因而以往的以企業的不同身份進行立法的模式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阻礙，我們主張的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應當是立法上對民營企業與其他所有制性質的企業不做區分的平等保護，而不是個別化的不平等保護。
（二）差別化保護的理念。既然我們強調民營企業與其他所有制性質的企業平等保護的理念，那末，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一些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立法呢？日本的經濟發展如此迅速，與其推行的一系列的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立法是分不開的，在我國，也有一些官員和學者意識到這一舉措的重大意義，各地方政府更是相繼推出了一些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措施。那么，如何評價這些措施呢？“法律在不喪失其基本價值的同時，還能與時代一起前進。”4我們在密切關注由身份到契約的運動進程中，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與其相反的運動，那就是由契約到身份的運動的似乎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們的法律從來沒有忽視對勞動者的關心，對消費者的特殊照顧，發達國家的企業立法似乎也從來沒有否認過對不同類型的企業應當給予不同的保護。因此，我們說由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歷程是社會的巨大進步，它打破了封建的身份社會的法則，催生了資本主義；而在此之后的由契約到身份的運動同樣不容忽視，它推翻了現實生活中人人具有同等的能力的假說，賦予了社會弱者更多的法律關懷，其巨大的進步意義已經不容置疑。我們提倡的民營企業應予特別保護的理念實質上就是建立在民營企業相對于其他類型的企業比較脆弱這一現實基礎之上的，我們的國有企業身披“國字號”的外衣，外資企業有優惠政策的支持，而弱小的民營資本根本無法與前二者在市場上進行公平的競爭。因此，筆者在此也提倡對民營企業給予法律上的關注，但這種關注或者保護應當是建立在使民營企業不受岐視，能夠達到與國有、外資企業同等對待的理念之上，如果偏離了這個理念提倡所謂的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只會人為的制造市場主體的不平等，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百害而無一利。
由身份到契約的運動與由契約到身份的運動是兩個并行不悖的歷史潮流，前者打破身份之差別，對市場經濟的催生貢獻甚巨；后者破除了市場主體實質公平的抽象假設，意識到平等背后的實質不平等，主張對市場弱者給予適當的同情和保護，對于建立實質的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意義重大。對民營企業的保護，我們一方面應當堅持市場主體平等這一要義，另一方面也必須清醒的意識到在我國轉型時期，市場主體的絕對平等還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假設，尤其法律上的、意識形態上的壓力依然象不散的陰云籠罩在民營企業的頭上，因而我們主張對民營企業給予適度差別的法律保護也是對我國現實狀況反思基礎之上的反應。5
三、應當注意的三個不良傾向
在我們主張對民營企業進行平等和差別相結合的法律保護的理念的同時，也應當看到目前社會上存在的三種不良傾向：
（一） 以政策取代立法的傾向。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
局部利益的考慮，千方百計通過各種途徑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有的甚至提出給予民營企業稅收優惠、貸款優惠，創辦企業手續從簡、驗資從寬等措施。這些舉措其動機無可厚非，但我們也應當清醒的認識到稅收優惠與否只能由國務院決定；地方政府給予所謂的貸款優惠可能存在干預銀行貸款自主權的嫌疑；創辦企業手續從簡、驗資從寬可能會與《公司法》的規定相背離。我們在給予民營企業法律保護的時候應當注意這種不良傾向。
（二） 對民營企業不法行為普遍淡化的傾向。我們在倡
導對民營企業進行保護的同時，也應當警惕保護民營企業并非對民營企業的一些違法行為置之不理。時下，我們一些地方領導為了表示其保護民營企業的決心，對一些民營企業違反勞動法、產品質量法、稅法、海關法的不法行為網開一面，表面上看是保護民營企業，實則危害社會公平，違背市場規則，長遠看對民營企業的發展也百害無一利。
（三） 要求民營企業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的傾向。企業
的社會責任是近年來在西方發達國家興起的一種新型的法學及社會學的理論。6但實際上在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一直沒有被忽視過，甚至“企業辦社會”還成為國有企業的一大弊病被學者所批判。與我國企業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不同，在西方，企業的贏利性是其本質屬性，企業對社會的責任從來不受重視，及到資本主義的一些弊端被充分暴露之后，人們才意識到企業不應當僅僅成為私人賺錢的工具，還應當負擔一定的社會道義上或法律上的責任。我國的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不同，在發展之初就沒有負擔太多的社會包袱，但時至今日，對民營企業課以社會責任的實例屢屢見諸報端，有的是出于民營企業本意，無可厚非，但相當部分則是民營企業基于某種壓力使然。國有企業辦社會的前車之鑒不遠，民營企業又有重蹈覆轍之趨勢，確實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
四、結 語
民營企業的法律保護在時下已經成為一個時髦的話題，各地、各部門推出的招術異彩紛呈，其中當然不乏一些真知灼見，但也出現了一些未經理論上的認真分析和整理，對社會、國家百害無一利的舉措，這一切都確實到了應當反省的時候了。而法律理念上的反思和整理是指引我們繼續前進的明燈，正是基于這一點，本文才從法理念的角度做了一個粗淺的分析，不當之處，還望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作者簡介：毛德龍，男，1997年3月出生，山東省日照市人。現為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截止目前，共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二十余篇，其中三篇在最高法院學術論文研討會上獲獎。參加過三個課題研究，其中《破產法研究》系司法部部級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