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欣 ]——(2005-1-5) / 已閱14537次
死亡賠償金不是精神損害撫慰金
——兼與孔繁軍商榷
北京市律師協會醫療糾紛專業委員會委員
北京市華衛律師事務所律師 萬欣
《南方周末》12月9日刊出孔繁軍著《區別賠償：城里人鄉下人就不一樣？》（以下簡稱孔文）一文，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的若干關于精神損害賠償標準存在城鄉差別，進而認為應取消此種差別。筆者認為這種建立在對司法解釋的誤讀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
一、司法解釋的具體規定
孔文認為“《解釋》第25條、28條、30條的有關規定，作為民法上懲罰侵害人、保護受害人的重要措施之一的精神損害賠償(死亡賠償金)，要以受害人的身份差別分別適用不同的標準。” 讓我們來看看司法解釋原文，《解釋》第25條規定“殘疾賠償金根據受害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或者傷殘等級，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自定殘之日起按二十年計算。…” 第28條規定“被扶養人生活費根據扶養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費支出標準計算。…” 第30條規定“賠償權利人舉證證明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高于受訴法院所在地標準的，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的相關標準計算。被扶養人生活費的相關計算標準，依照前款原則確定。”從司法解釋原文可以看出，《解釋》第25條規定的是殘疾賠償金的賠償計算標準，第28條規定的是被扶養人生活費的賠償計算標準，而第30條則規定了賠償計算基數的例外情況。此三條規定并無一是孔文所稱的“死亡賠償金”，《解釋》關于死亡賠償金的規定實際上是在第二十九條，“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但六十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七十五周歲以上的，按五年計算。”可見孔文對于《解釋》進行了錯誤的引用，此為孔文誤之一。
二、死亡賠償金不是精神損害賠償
關于《解釋》第29條規定的“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孔文認為是“作為民法上懲罰侵害人、保護受害人的重要措施之一的精神損害賠償(死亡賠償金)”，筆者認為這是錯誤的。首先，在《解釋》起草人之一，時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審判長的陳現杰博士所撰寫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載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2期）一文中明確說明，“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均系對未來收入損失的賠償”，《解釋》“在概念上，與現行法律規定保持一致，將對收入損失的賠償稱為死亡賠償金，而對精神損害的賠償就叫精神損害撫慰金，以期概念準確，用語規范。”并且還進一步說明，原《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7條第(8)項在被扶養人生活費以外，又規定了死亡補償費，在解釋上就被理解為精神損害撫慰金。這一理解，事實上影響了后來的立法。我國產品質量法第四十四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二條，均采取在被扶養人生活費以外，同時給付死亡賠償金的模式;其死亡賠償金，解釋上也認為是精神損害撫慰金。但這一模式，在審判實踐中出現了重大問題。由于有關司法解釋對附帶民事訴訟和獨立民事訴訟的法律適用作了限制性區分，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不受理精神損害賠償，以致在犯罪引起的導致受害人死亡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受害人近親屬不能通過附帶民事訴訟獲得死亡賠償金的賠償。為此《解釋》對此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定位為收入損失的賠償，能在一定程度上調整死亡賠償的利益失衡，使死亡受害人的近親屬獲得相對公正的司法救濟。從司法解釋起草者的說明可以確認，《解釋》第29條以及第17條第三款規定的“死亡賠償金”是對未來收入損失的賠償，屬經濟損失的賠償而非孔文所認為的精神損害賠償。
其次，即便沒有看到陳現杰博士的文章，我們從《解釋》原文的規定也能夠看出“死亡賠償金”非精神損害撫慰金。《解釋》第17條第三款規定“受害人死亡的，賠償義務人除應當根據搶救治療情況賠償本條第一款規定的相關費用外，還應當賠償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費、死亡補償費以及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合理費用。”，然后在第29條規定了死亡賠償金的具體賠償標準和計算方法。《解釋》第18條又緊接著規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親屬遭受精神損害，賠償權利人向人民法院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的，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確定。”如果說第17條第三款以及第29條規定的“死亡賠償金”屬于精神損害賠償范疇的話，為什么又在第18條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方式呢？豈不自相矛盾？
因此，對于《解釋》所規定的“死亡賠償金”的性質應認定為經濟損失賠償而不應認為是精神損害賠償，此為孔文誤之二。
三、經濟損失賠償應具有差別性
民事法律關系的核心內容是權利義務關系，這種權利義務關系在法律上是相對的。當這種法律關系遭到破壞而失衡時，就需要用法律對這種失衡狀態進行矯正，以求恢復平衡。因此，當一方當事人違反民事義務，使他人受到損害時，只有讓另一方補正受害人的損失，方可使當事人雙方在物質利益上達到新的平衡。因此在侵權責任的賠償損失上，除經營者故意欺詐等法律規定的應承擔懲罰性賠償外，基本的原則就是賠償全部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但是，受害人死亡以及勞動能力喪失的經濟損失沒有可以具體衡量的標準。因為每個人都無法正確預計如果沒有侵權行為的侵害，自己自然壽命的長短以及未來收入的變化，尤其是暫不具備勞動能力的未成年人，其未來的勞動能力和收入水平難以預測，是一個抽象的不確定的概念，因此這些損失屬抽象損失范疇。如果根據舉證規則，要求賠償權利人對于未來收入進行舉證的話，顯然無法辦到。而且每個受害者的收入情況均不一樣，我國城鄉收入又確實存在較大差異，因此《解釋》對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等抽象損失采取了區別定型化賠償的方式，根據城鎮居民可支配性收入以及農民純收入設置有固定的賠償標準和期限，筆者認為正是對于賠償權利人的一種保護。如果全部采取一個標準，像新西蘭那樣，有一個基金，在他們國家出了傷害事故，不管受害人的身份都可以領取一筆賠償金，這其實就是消滅了侵權法，因此國際上少有贊同。
具體來說，如果一個農民年收入5000元，一個城鎮居民年收入24000元，他們各自對于家庭經濟貢獻是不一樣的，如果同時遇害，而在死亡賠償金上卻獲得同樣的賠償，這公平嗎？孔文舉例說，按照區別賠償的規定，依平均收入水平看，如果一個農村居民侵害了一個城鎮居民的生命，這個農村居民可能要支付高額的賠償金，這筆賠償金可能遠遠超過他的收入水平和負擔能力，甚至因此而傾家蕩產；反之，一個城鎮居民侵害了一個農村居民的生命，只須支付極少的賠償金，這筆賠償金對其生活狀態可能并無大礙。但是筆者也設想一種情況：如果一個農村居民侵害了另一個農村居民的生命，如果沒有區別賠償而統一按照城鎮居民標準賠償的話，其結果有可能是加害人傾家蕩產，受害人家庭迅速暴富！而且根本不具有執行的可能性！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不是所有的區別對待都是錯的，《解釋》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制定的區別賠償是相對公平的。此為孔文之誤三。
當然孔文認為由于人格的平等而主張當任何人的人格利益受到損害時，法律都應當給以相同的保護的看法筆者是贊同的，并且《解釋》第18條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在此司法解釋中對于精神損害撫慰金并無任何區別對待，更多的是賦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權力，這與孔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筆者認為《解釋》的規定較好地保護了公民（自然人）的合法權益，對于維護國家法制統一起著重要作用。司法實踐中，有頗多法律工作者對于《解釋》規定的死亡賠償金的法律性質存在與孔文相同或近似認識，因此有厘清的必要。
（2004年12月1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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