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配軍 ]——(2005-3-8) / 已閱13811次
關于社區矯正的理性思辯
江蘇省司法警官高等職業學校 胡配軍
目前，社區矯正在我國已呈方興未艾之勢，試點已至18省市，階段性成就非常喜人，在肯定試點實踐已經取得成就的基礎上，筆者覺得，盡管這一年多時間中，我國社區矯正事業有了很大的進步，實踐上有了很多的突破。但是我們的試點總體上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狀態，各試點地區對社區矯正“只做不說不議，各自為戰”，社區矯正理論指導明顯滯后；學術界對社區矯正也關注不足：學術研究社區矯正的人少、研究社區矯正理論的文章專著更少。對此，我們有必要加強社區矯正的理論研究，以進一步指導今后的社區矯正工作。有鑒于此，筆者通過對一年多社區矯正實踐中已經面臨的一些理論問題的研究分析，擬從以下四個方面提出自己對我國社區矯正的幾點理論思辯。
一、社區矯正的性質
社區矯正如何定性？這是社區矯正理論研究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目前，關于社區矯正的定性研究，主要有這樣兩種觀點：一是認為社區矯正是非行刑處遇，在這種觀點看來，社區矯正就是以社區為主導，由社區來矯正。進一步講，所謂社區必須是自治性群眾聯合體，社區意味著政府職能的淡化，社區是市民性的地域概念，而非行政性地區劃分。在美國，一些觀護性的社區矯正活動就是由社區按照國家的要求，自主地進行活動，社區矯正納入了整體的社區管理與建設活動體系。顯然，自治性群眾組織不適合掌握國家的行刑權力，這又反證了社區矯正的非行刑性。二是認為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在這種觀點看來，社區矯正仍然是對犯罪分子的處罰，只是處罰不用監禁，限制其人身自由，社區矯正只是在社區中矯正，矯正的主體是國家建立的專門矯正機構，具體的矯正活動由專門的矯正官員負責。社區只是矯正的場所，它可以為矯正提供許多的資源幫助。社區矯正的行刑權力不能由社區自主，只能由專門機構行使。社區矯正定性的上述觀點分歧，根源在于如何理解社區在社區矯正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筆者認為，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社區矯正還是定性為一種行刑方式比較妥當。第一，我國積淀數千年的法文化傳統，一直取重刑主義，對那些已觸犯刑律、應當定罪量刑的行為，不施以一定的行刑處罰，不符合我國歷來的法文化價值取向。被社區矯正者，他們的行為已構成了犯罪，這一點毫無爭議，對待犯罪，如果不用刑罰還能用什么？如果不用刑罰又如何保護被犯罪侵害的正義。第二，將社區矯正看作是一種非行刑 處遇，容易混淆社區工作與社區矯正的區別。在我國，社區工作是一個社會學概念，不具有刑事執法屬性；而社區矯正是一個刑罰學概念，具有刑事執法性質。社區矯正中有大量的社區工作，也需要大量的社區志愿者參與，但是，這些社區工作及社區志愿者的活動參與只是輔助性的事務，對被矯正者的管理、考核、對矯正活動的組織落實，還是由專門的矯正機構及人員運用刑罰權力來組織實施。第三，即使在國外，社區矯正也是一種懲治犯罪的刑罰舉措。例如，在美國，每年有近600萬的犯罪分子被處以社區矯正，而這些犯罪分子不論是何種不良行為都是經過訴訟程序而后被定罪量刑處以社區矯正。“隨著社會的發展，美國的社區矯正在刑事司法執法體系中的地位越來越顯得重要。”（劉強：《美國社區矯正的理論與實務》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頁）第四，我國當前的社區矯正仍是行政色彩濃烈的機構性矯正，不屬于非機構性矯正。這種機構建在社區，并不隸屬于社區。機構性矯正活動仍屬于國家機關的司法行政活動的范疇，不是社區的非政府的自治性活動。
二、社區矯正的對象選擇標準
什么樣的人可以成為社區矯正的對象？這是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必須明確的一個基本前提。按照司法部的解釋，凡符合社區矯正條件的罪犯都可以成為社區矯正的對象。具體地講，主要是五種罪犯：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這樣的選擇標準雖然可以保證公正但明顯不合理。
第一，這種選擇標準的界定只是一種強制性規定，沒有能夠提供一種可以作為基礎性評判的客觀依據。
第二，這種硬性規定反映了我國對社區矯正在不能突破現有法律約束狀態下的無可奈何，體現了我國社區矯正對象視域的狹窄。
第三，五種對象的選定存在著不合理之處。
筆者認為，社區矯正對象的選擇標準應從行為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和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程度兩方面進行判定。只要行為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較小、罪行較輕；人身危險性較小、惡習不深、主觀惡性較小，可以將他們留在社會上服刑的，就應當對他們實施社區矯正，在不得不監禁懲罰的情況下，也應當盡量宿短監禁時間，讓他們早日回到社會接受社區矯正。
在社區矯正的對象視域方面，由于法律的制約，我國試點階段的對象只是被法院定罪處罰的五種人，這五種人都身在社區。但是，但從社區矯正的應然條件看，被判處拘役刑的罪犯，被刑事自訴的罪犯，他們的罪行相對較輕，社會危險性也不大，完全可以將這類罪犯置于社區或經過短期監禁震攝回到社區進行社區矯正。另外，被判處罰金刑的罪犯，他們已屬于身在社區的情形，但為什么沒有將他們納入社區矯正的對象？罰金只表明對犯罪行為的處罰，但他們的犯罪思想與行為還有待于社區矯正，這樣才能促進犯罪行為人從新適應今后的社會生活，不致再危害社會。
將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等五種人作為社區矯正的五種對象，其唯一的共同點就在于這些人都是身處于社區。但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指出，一是將這五種犯罪分子合在一起作為社區矯正的五種對象，誤導了社會認識。社會上據此簡單化地理解為“犯了罪可以不進監獄”。其實在這五種犯罪分子中，并不都是犯了罪不進監獄。只有被判處管制、緩刑和單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才屬于犯了罪不進監獄的情形；而假釋、監外執行和并處剝奪政治權利都是應服監禁刑而后基于某種原因回到社會。二是監外執行者雖然也身處于社區，但又與其他四類人不同，監外執行者只是暫時因為某種特殊原因而走進社區，他們還將回到監獄，而其他四類人一般都不會進監獄。監外執行者并沒有脫離監獄而成為社區的正式成員，他們所受的教育改造是監禁式教育改造，社區矯正與他們今后將繼續接受的監禁改造能不能接軌值得懷疑。實踐中，這類罪犯給社區矯正工作帶來的麻煩也非常多，據筆者調查所知，不少基層從事具體社區矯正工作的同志反映：“對監外執行者開展社區矯正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事。其原因在于他們身份關系不在社區。”不少基層的社區矯正工作者也不理解為什么要把監外執行者納入社區矯正對象的范疇，認為“他們是監獄人，而不社區人”。三是關于剝奪政治權利的情形有兩種，社區矯正對象中的剝奪政治權利者無法確知指的是哪一種？還是兩種都包含在內？如果兩種都包含在內，則被并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罪犯在服完監禁刑后又將服非監禁刑；如果只是其中的一種卻又沒有明確所指。筆者認為，社區矯正只能適用于被單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犯罪分子，被并處剝奪政治權利的犯罪分子在回歸社會之前，已經完成了教育改造的過程，社區可以為促進其適應社會生活對其開展社會工作，但決不能對其實施社區矯正。
三、社區矯正對我國刑事司法活動的促動
社區矯正在我國作為一種矯正舉措，對我國的刑事司法活動已經產生影響，如何看待這種影響？有人認為社區矯正并不是一個新事物，只是在我國幾十年行刑實踐基礎上，對過去行刑實踐的修補與完善；有人認為社區矯正是一種行刑方式的改革；也有人認為社區矯正不僅是對行刑方式的改革，更是一種刑罰制度的改革。筆者覺得，要正確認識社區矯正對我國刑事司法活動的影響，就不能僅僅局限于從行刑領域來考量，社區矯正對我國刑事司法活動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從刑事立法、司法到刑事執法、法律監督，都有所觸及，如果要全面適應社區矯正工作的需要，我們就必須從刑事立法到法律監督的各個環節進行完整的刑事改革活動。
一是在刑事立法方面，現有的刑事法律已經暴露出與社區矯正不相適應的許多情形。盡快修訂刑事法律，盡早在刑事法律中寫入社區矯正的有關內容、協調社區矯正與現行若干法律規定之間矛盾正是當務之急。否則社區矯正不僅名不正，而且會越來越多地遭遇人們從法律角度的質疑。
二是在刑事司法方面，對犯罪人的量刑應當考慮轉變只有峻刑能才能保證穩定的思想，對能不監禁的輕刑犯盡量不判處監禁刑罰；對能減少監禁時間的罪犯應當盡可能控制監禁期限。取消拘役刑和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犯留看守所服刑的規定，把本應判處拘役刑和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犯全部處以社區矯正刑罰。
三是在刑事執法方面，要轉變只有監禁才能改造罪犯的觀念。在監獄，努力擴大監禁刑的假釋面，取消假釋的比例限制，凡是符合假釋條件的罪犯都應當被假釋。在社區，建立并完善社區矯正刑罰運作體系，從人力、物力、財力上予以充分保障。
四是在法律監督上，要加強法律監督。社區矯正作為刑罰執行權力，同樣適用“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腐敗”的規則，社區矯正是否公正、具體處遇是否適當，矯正人員能否依法矯正，必須要有完整的法律監督體制。據2003年8月19日的《沈陽今報》報道，1995年11月被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大連“黑老大”鄒顯衛，盡管在大連監獄過著皇帝般的“幸福生活”，但其仍不滿足，硬是買通監獄方辦了個社區矯正，并最終導致他率團伙持槍在大連開發區一家洗浴中心開槍打死一人、重傷一人。因此，以社區矯正為名的司法腐敗如非正當的緩刑、假釋、監外執行值得警惕，尤其是檢察院在其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檢察院特別要注意適應這種新工作環境的需要，努力為社區矯正的公正與良性運作保駕護航。
四、社區矯正彰顯的刑罰輕緩
刑罰走向輕緩是當今國際刑罰發展的總體趨勢，社區矯正適應刑罰發展的時代需要，表現出了應有的輕緩特性——讓可以不進監獄的犯罪行為人盡量不進監獄，讓能減少監禁時間的犯罪行為人盡可能減少監禁時間，讓可以不失去自由或少失去自由的犯罪行為人盡量不失去自由或少失去自由。相對于監禁刑來講，社區矯正的人道、輕緩都勿庸置疑。但是，如果就此認定社區矯正就是一種輕緩的刑罰，則是對社區矯正片面的誤讀。將我國當前社區矯正對象應承擔的義務與過去的法律規定的義務相比較，則可以發現，現在的社區矯正對被矯正者的義務要求已不再僅限于接受管理和監督，而且要參加公益勞動、接受各種教育，被矯正者對矯正官員的匯報義務成了每周必做的事，在被矯正者承擔的義務方面，無論是管制、緩刑、假釋、監外執行還是剝奪政治權利，都比過去增加了許多。有些罪犯甚至于在服完監禁刑后，還需要再服社區矯正刑。由此觀察，我國當前試點的社區矯正既有輕緩的一面，也有不輕緩甚至于刑罰趨嚴的一面。在國外的社區矯正實踐中，許多不良行為人被納入社區矯正對象范疇，通過訴訟判決，進入社區接受社區矯正，這其中的許多不良行為人在我國不認為是犯罪，對這些在我國并不構成犯罪的不良行為處以社區矯正刑罰也不可謂不重。鑒于社區矯正需要罪犯負有更多的法律義務，美國得克薩斯州的監獄犯人“寧愿用較短的時間在看守所或監獄而不愿長時間在社區的監督下。”（劉強：《美國社區矯正的理論與實務》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區矯正作為刑罰，其懲罰的嚴厲性也是客觀存在的。筆者認為，當前我國發展和完善社區矯正，應當充分認識到社區矯正的這種雙面性。在量刑上，盡量從刑罰輕緩的趨勢出發，多適用社區矯正刑罰；在具體的行刑活動上，則不能回避社區矯正管理與教育趨嚴的要求。順便提及，由于社區矯正的出現，勞動教養遭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從處罰的輕重來講，勞動教養是行政處罰，社區矯正是刑事處罰，社區矯正在性質上嚴于勞動教養，但從刑罰對被處罰人的感受來講，勞動教養實為監禁模式，剝奪著人身自由；社區矯正屬于非監禁模式，不剝奪人身自由，社區矯正刑罰的酷烈程度輕于勞動教養。因此，與其讓勞動教養這樣不是刑事處罰甚于刑事處罰，還不如將勞動教養納入刑事治理體系，施以社區矯正刑罰倒更能讓人接受。況且，勞動教養所針對的輕微違法犯罪也非常適合于社區矯正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