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長秋 ]——(2005-4-19) / 已閱13564次
警惕我國法治化進程中的唯立法主義傾向
劉長秋
（200020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自1999年我國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明文載入憲法修正案以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已經受到了人們的普遍關注。然而，或許是由于過去長期受人治的毒害以致對法治過于渴望的緣故，抑或是由于以往沒有走過法治化道路以致現在還不太會走的緣故，國人對于法律的認識似乎一開始就陷入了某種誤區，以致于總是有意無意地將法治等同于立法，一遇到現行法律沒有涉及或規定不明確的問題就呼吁立法，甚至于對那些已經有法律依據的問題也主張立法。一種唯立法主義的錯誤傾向正在我國悄然興起。
事實上，法治作為人們所致力追求的一種理想，并作為一種相對更為理性的社會治理模式，是需要由包括立法、司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等眾多方面內容在內的一系列活動共同促成的，立法僅僅是法治的一個最基礎性內容。盡管立法在我國實現法治的過程中起著根基性的作用，沒有它，司法、執法乃至守法等其他一切方面都會成為一句空話，但立法卻并不等同于法治，也無法替代法治。我們在重視立法建設以加促我國法制早日健全和完善的同時，更應該重視司法、執法和守法等其他方面的建設。然而，就目前我國踐行法治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顯然還遠遠沒有重視（或者說得更為確切一點，還沒有足夠重視）司法、執法乃至守法等其他本應與立法協調進行的法制構成要素的建設。相反，反而陷入了法治就是立法的唯立法主義的認識誤區。
以曾經轟動全國的“孫志剛案”為例。事實上，無論是依照我國《憲法》，還是依照我國《民法通則》，抑或是依照我國《刑法》，公民都享有生命健康權，且其生命健康權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刑法》甚至還為此而專設了殺人罪與傷害罪）。然而，作為“孫志剛案”主角的孫志剛卻還是被某些作為執法者的機構及個人非法剝奪了生命。這其中所反映出來的明明是一個執法的問題，但最終居然被極為可笑地提到了一個立法的角度，甚至還為此而專門出臺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兩部立法。這明顯是對法治的錯誤解讀（當然，筆者并不反對出臺這兩部法，而作為兩部新的人權保障法，這兩部法的出臺和實施也確有其必要性。筆者只是想以此來說明一個問題，即：很多時候，我們似乎確實誤讀了法治）。無獨有偶，在轟動全國的“處女嫖娼案”中，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該案受害者麻旦旦盡管依法享有人格尊嚴，而執法機關依法也負有尊重和保障公民人格尊嚴的義務，但麻旦旦的人格尊嚴卻還是被有關的執法者非法給剝奪了。這里所反映出的顯然應當是我國公安機關執法中的一些問題，而不是立法問題，因為無論我國的《行政處罰法》，還是《刑法》，抑或是《憲法》，都可沒有賦予公安機關肆意侵犯公民人格尊嚴的權力。然而，該案所反映出的問題還不止于此，在麻旦旦以受害人的身份提起要求附帶精神賠償的行政訴訟時，司法機關卻以無法律依據為由，不支持其請求。在這里，筆者不禁要問：沒有法律依據可以成為執法機關不予賠償的理由嗎？假如沒有法律依據可以成為執法機關不予賠償的理由的話，那么，這些執法機關為什么可以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肆意侵犯公民的人格尊嚴呢？顯然，有沒有法律依據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司法機關拒絕麻旦旦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依法司法方面的考慮，但更多的，筆者以為，是源于其對法治的誤讀，是唯立法主義傾向在作怪。
當前，隨著我國法治化進程的日益加快，我國的立法建設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迄今為止，我國已經頒布了數千部法律、法規或規章，而各類地方性立法更是多如牛毛。按道理來說，在已經具備了數量如此眾多的立法之后，我國社會的法化應該已經到了一個相對發達的階段，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國立法數量的氣勢如宏并沒有帶來我國社會法治文明的輝煌，相反，甚至還出現了“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怪狀。而之所以會如此，筆者以為，很大程度上是我國過于重視立法建設而相對忽視司法、執法及守法、法律監督等方面建設的一個直接惡果。基于此，筆者認為，在今后我國的法治化進程中，應當警惕并避免唯立法主義的錯誤傾向，更為科學而全面地解讀法治，在重視立法建設的同時，多關注一下我國的司法、執法以及守法等方面的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