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胤應 ]——(2005-4-19) / 已閱12974次
試論法科類學生就業之特殊性及其所產生之結果
賀胤應
內容提要：本文以2003年、2004年、以及2005年的大學生就業現狀為背景，詳細分析了法科類學生就業簽約率低的深層次原因——中國社會法治環境的欠缺，還預測了法科學生就業率低可能導致的結果及這種結果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影響。本文旨在開闊視野，鼓舞廣大法科學生樂觀面對“挫折”。
關 鍵 詞：就業 特殊性 法治 結果
一、問題的提出
2003是全國專科類院校擴招學生畢業就業的第二年，本科類院校擴招學生畢業就業的第一年。據統計，當年高校畢業生為212.2萬，比2002年增加了67萬人，增幅達30%，而社會需求則基本與往年持平〖1〗，全國各大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均比2002年有所緊縮〖2〗。 2004年高校畢業生280萬人，比2003年凈增68萬，增幅為32 %，加上過去數年未能就業的一部分畢業生沉淀到下一年度競爭就業崗位，2004年全國實際需要就業的普通高校畢業生有可能突破300萬人。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預計將達到338萬人，比2004年增加58萬人，增幅達20.71％，就業形勢進一步趨緊〖3〗。筆者無意也無力考查其它專業的就業形勢，只想基于個人及廣大同窗的“利害關系”來談一談法科院校學生的就業問題。當前，就法科類院校而言，院少數知名、重點、一流院校外，絕大多數的法科類院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均十分嚴峻，學生就業簽約率之低可以說已經創造了歷史最低，許多學生被迫無奈，紛紛走上了考研之路。與此同時，在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歷史進程中，對法律人才的需求是十分迫切的，而為什么我們的法科學生卻找不到工作呢？這是值得廣大法律學人思考的問題。
二、法科類學生就業特殊性之探討
可以說，自人類社會形成以來，就有了法律或具有準法律性質的習慣法或習俗法，這些法律都是人類智慧和經驗的結晶，與此相對應，也就產生了一定數量的或多或少的“法律家”或“法律工作者”，如中國古代的“訟師”、“刑名幕友”，西方羅馬共和國后期的“司法官”。然而，近代意義上的法律工作獲得全面而規范的發展并成為一類社會性的職業，則是十八、十九世紀以后的事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逐漸形成，法律職業日漸走俏，成為一個熱門的專業化門檻極高的象征著極高社會地位的職業，這已為西方先進的法治國家的不遠的歷史和正在發展的現實所證實。
聯系到當下中國的社會現狀，可以看到，自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目標以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逐漸變成一種社會強勢話語為廣大法律學人所奉捧，為廣大社會公眾所知曉。經過多年的社會各個方面的努力，在宏觀層面上，法治觀念已經基本成為社會主流觀念之一；具體到現實操作層面，一大批過時的法律法規被廢止，修改過的和以前沒有的法律法規逐漸應運而生，以法院為主角的司法改革也有條不紊地展開了。就法治發展的狀況和水平而言，中國當下處于一個向法治國家邁進的后發國家，法律是需要被法律“奴化”了的并且能將法律適用的最恰當的人來操作，因此，作為后發國家，中國當前急需一大批具有系統法學理論知識和豐富實踐經驗的法律人才。自然，在1999年那次歷史性的擴招運動中，法學專業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招，并且在以后幾年中，法學專業和法科類院校也十分 “火爆”，而現實的問題卻是擴招學生已經畢業或即將畢業，卻找不到工作，這不是很滑稽或很矛盾嗎？
筆者認為，這既不滑稽也不矛盾。法科學生就業形勢嚴峻，是多方面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其間最關鍵一點，即是法科類學生就業具有特殊性。所謂法科類學生就業的特殊性，就是指法科類學生要想獲得完全理想的對口的就業工作崗位，就必須充分考量社會中的法治環境及由此而產生的法治需求問題。首先，法科類學生就業特殊性的存在，只是特定歷史階段所出現的一種現象，其主要見諸于向法治國家邁進的后發國家。因為在這類國家，人治的陰影還存在并發揮著一定的影響，法律并沒有實實在在地滲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法律觀念并沒有在社會公眾心目中形成一種至高無上的理念；其次，法科類學生就業之特殊性歸根結底乃是法律之于社會存在或運行方式的特殊性，科學的理性的法律乃是一定社會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以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綜合互動為前提的，唯有經濟發展形成的商業化和社會發展形成的法治化才是法科類學生就業的理想環境。中國目前缺少一種法治環境是法科類學生就業找工作難的根本性的因素。
中國目前欠缺法治環境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
從政治上看，政治屬于社會上層建筑，是以經濟為基礎的。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前所未有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全面展開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人將其稱為中國的“政治轉型”，但不否認的是，當下中國的政治體制還不具備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政治的民主化〖4〗。 此外，從國家治理角度而言，表現突出的一點，即是從中央到地方，以理工科人為主導的外行人在國家政治體制中占據主導地位，依照苑忠信先生的“軍事家——工程技術專家——經濟學家——法學家”的國家治理說法，中國目前還處于第二階段，離第四階段的法律人治理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5〗。
從經濟上看，經濟的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與法律需求成正比例的，有什么樣的經濟發展水平，就會有什么樣的法律需求。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果，社會主義市場體制逐步確立，但與此同時，基于政策和地理等諸多因素，東西之間、城鄉之間的不平衡差距也急遽擴大，這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法律需求。突出表現在，現代法律理念還沒有被廣大民眾特別是西部農村地區的廣大農民所接受和理解，“憲法”、“法治”等在廣大民眾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的農民心目中還是一個十分陌生概念，中國農村社會的法律需求市場還沒有正式啟動。其次，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對法律服務需求還是十分冷淡的，一般大型企業才招納法律人才，才設有“法律部”或聘有法律顧問，大多數中小企業則都在潛意識里沒有法律需求。
從文化觀念上看，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重人情倫理輕法律法規治理的國度。近代以來，伴隨著法制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這種狀況有所改觀，但法律精神一直沒有完完全全走進中國民眾的治理觀念里。另外，受封建的“刑民不分、刑主民輔”觀念的影響，中國民眾對于法律精神的理解，到目前為止，還存在一種曲解，即法律是國家用來統治人的工具，法律是一個面目猙獰的東西，而將法律體恤人情、維護人權的一面則沒有看到。法律觀念的欠缺是中國法治建設進程中的一大缺憾，也是制約社會整體法律服務需求的最重要因素。
三、法科類學生就業難可能導致之結果
嚴峻的就業形勢必然會促使廣大法科大學生改變就業預期。
首先，會迫使一部分人擠上考研這座“獨木橋”，如2003年考研隊伍中法學專業報考人數就名列前茅。按國家有關方針政策，研究生招生又成了繼高考之后又一大擴招，法學研究生招生也概莫能外。這似乎是一個好兆頭，值得我們歡欣鼓舞，但反思中國法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就會看到“我們的法學‘欠賬’太多，需要補的課太多，而新的形勢發展和需要又更加加劇了這些歷史陳跡和包袱。包袱是抖不掉的，想抖也抖不掉，學術發展有它自身的規律和軌跡，它跟人的成長規律和軌跡差不多。一個兒童不可能越過少年階段而直接跨入較成熟的青年、中年階段”〖6〗。 盲目擴招，只能逐步使中國法科教育的門檻降低，進而造成法律職業在社會的貶值。另外，作為一個在法學院受過三年或四年系統法學教育的即將畢業的法科大學生，在立志考研之前，也應該問一問，所謂研究生？自己是否具備研究的素養？若僅憑“政治”、“英語”這兩門方向性和工具性的課目考上研究生，那樣也許可以獲得研究生頭衍，但帶來的必然誠如許多人所評論的那樣，“研究生素質的降低”以及整個社會學位信用體系的降低，這將是一個民族之悲哀！“法律的生命從來就不是邏輯，而是理性”〖7〗。 作為培養法律人才的法科類院校及即將走入社會的法科類學生，應該憑理性謀求生存和發展，而不應追求“社會的邏輯”和“時髦”。
其次，一部分學生進入司法系統或從事與法律有密切關系的職業，這當然是一部分比較幸運的人。盡管蘇力先生曾認為“由于種種廣義的利益原因，法學院的學生，除非不得已，一般都拒絕進入法院系統特別是拒絕進入基層法院系統”〖8〗。 我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高度和立場上得到這一結論的。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發展背景下，作為一般的普通法科類院校的學生，就業的第一要選還是以法院為主的公檢法系統，其它的職業或行業才是其次要的選擇。中國社會十分嚴峻的就業形勢和落后的用人機制，使得進入司法系統的學生必須得投入巨大的成本，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學生將會成為未來中國法治建設的主要力量！
最后，絕大部分的法科學生必將要從事與法律無關的職業。這絕不是或準確地說很大程度上不是廣大法科學生在當前中國社會狀況下基于“利益”而選擇的，而是在市場機制下被迫選擇的結果。因為由法律專業轉業從事創業或干其它，這首先要求法科學生必須得付出很大成本去適應社會要求以及職業或行業要求，而與同期的該專業的其它學生相之競爭，還處于一種劣勢，因此，為了“生存”，被迫的痛苦已經彰現了出來，我在這里主要分析一下“轉業”所產生的結果，并試圖從這種結果里為中國法治建設尋找一點啟迪。
我們常常將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9〗 稱為“治國之材”，這是有其道理而言的。“法就是理性本身，它就居于并運作于人的頭腦之中”〖10〗。 作為法律人，常常是趨于理性的人，他能夠明白，自己以及被自己身份化的權力行為對于他周圍環境以及別人所產生的各類影響，進而能夠使自己的行為趨于規范化和理性化，從這點而言，就已經適應了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對于“小政府”的要求。讓一個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進入非法律人群體中參與非法律性質的工作，必然會使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將其自身的法律素養大打折扣甚或拋棄，代之而為的是一種職業習慣或非法律化的行為方式，這無疑會使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在心目中形成一個“陰影”，即寒窗苦讀三年或四年法學，到頭來卻并沒有給我帶來一種預期的收益，反而需付出大氣力去重新學習和適應一種職業理念和行為方式，法律讓我們傷透了心。這種“陰影”對法律觀念法律思想原本就欠缺或畸形的中國社會來說，無疑又是不利的。但是，也許是可幸的事，經過三年或四年的法律教育和法學學習，法律精神已經或多或少地滲透到了法律化的人或法律人大腦中，一種理念一旦滲入到人的心靈中之后，就不易退卻，會或大或小地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也許這些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每天都會試圖“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的非法律化的行為方式，同時按照心理學上的“人際影響”〖11〗 觀點來看，作為一種固有的精神理念，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的某種個別行為又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周遭的人或自己所從屬的組織，盡管這一定時期來說，其影響力度和范圍都是十分有限的或壓根兒就沒有的。可以肯定的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治建設也一樣，“法治形成，是一個社會過程，它需要的是一個時間區間，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點”〖12〗。 除了正統的諸如司法系統、律師等對中國法治建設影響之外，這部分 “找不到工作”的法律化了的人或法律人將在社會整體的各個方面產生細微而廣泛的影響。這種影響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就會為中國法治建設塑造一種很好的群眾基礎，這種群眾基礎的形成將會有助于中國民眾法律觀念的改觀，進而對于自上而下的中國法治建設起到一種很好的呼應作用。寫到這里，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這種結果有利也有弊，總體說來還是利大于弊；同時，我也感覺到，我們這幾屆（或更多）法科學生如果從整體上來說，將會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推動者，但若從個體上來講，又將會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殉葬者”（大材小用），這似乎很無助，但卻是一種歷史發展之使然，因為“通往法治國家的道路漫長而艱難，充滿了危險，失誤和幻想”〖13〗。
四、由“隱性失業說”引出結語
目前，中國經濟學界已經有了隱性失業說。所謂隱性失業是隱蔽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ayment）的簡稱，是指在經濟過程中，勞動力要素與其它生產要素構成失衡，勞動力供應超過了有效需求而出現的閑置或滯存現象，隱性失業人口就是從事低效勞動名義上的就業人員。隱性失業人從口徑來看，在我國主要包括農村剩余勞動力，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按生產要素額定及企業停產（半停產）等原因而富余的職工、其它部門的富余人員等〖14〗。 同樣，在我看來，由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人文觀念，中國也有許多隱性崗位。估且可將其稱之為“隱性崗位說”，簡單說來是指一些工作的機會或崗位已經存在或經過挖掘就會出現，但卻并沒有被我們廣大的大學生們所注意和發覺。這主要緣于廣大大學生的心理預期太高，與社會現實之間形成了一個差距，具體表現為廣大大學生將自己估價太高，非大中城市不去，非高收入行業不去。就法科類學生而言，這種隱性崗位的存在現在更為突出。誠如前所述，廣大農村地區、中小企業的法律需求和服務由于種種原因還沒有啟動；另外，中國律師業的發展水平還十分低，遠遠不能滿足中國入世之后的各項需求等等，所有這些都在向我們傳遞一個信息：中國有巨大的法律需求市場，只要我們善于開拓、挖掘，就會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目前的種種挫折，只是暫時的，古希臘諺語曰“凡社會皆有法律”，同樣“凡人存在之地方也必有法律工作者，”相信“烏云終會退去，太陽終會出來，空氣將更加清新。”
注釋：
〖1〗《中國大學生就業》2003年2、3期合刊，第25頁。
〖2〗參見《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今年大學生就業難》。
〖3〗參見網址：http://news.tongji.net/article.php/2731。
〖4〗卓澤淵：《法治國家論》，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頁。
〖5〗范忠信：《信法為真》，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頁。
〖6〗劉作翔：《邁向民主與法治的國度》，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頁。
〖7〗霍姆語，轉引自李秀清主編：《法律格言的精神》，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8〗蘇力：《送法下鄉》，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頁。
〖9〗一般認為，法律化了的人和法律人的區別標準主要以對法律的理解和掌握程度為基本原則。這里嚴格區分兩者，這主要基于廣大法科類學生的法律素養的參差不齊。
〖10〗西塞羅語，轉引自李秀清主編：《法律格言的精神》，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1〗吳江霖，戴建林：《社會心理學》，廣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頁。
〖12〗同注4，第303頁。
〖13〗【俄】BB拉扎列夫主編：《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王哲等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頁。
〖14〗傀斌賢：《我國隱性失業的特征、成因與對策研究》，載《經濟界》2001年第5期。
本文原載《政法教育研究》，上傳時有部分最新資料的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