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22-8-1) / 已閱2216次
法學理論與司法實務的對話之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上）
前言：實體法就是社會矛盾（行為或事件）及其國家解決辦法。社會矛盾是客觀事物。在法律規則中，社會矛質確定了，國家解決辦法隨之確定。社會矛盾是決定性的，具有獨立意義；國家解決辦法是附屬的，不具有獨立意義。總體上，法律規則應歸屬于事實范疇，具有客觀事物屬性。法律規則是客觀事物，是事實。法律都是常識，法律適用大道至簡。法律的生命只在于經驗。
法學理論：科學系在探求客觀之真理，科學之命題，在原理上均可確定其真偽，若經確定之結果，與實際存在之事實符合者為真，不符合者為假。若一命題之真偽不可確定者，則為非科學。P14
司法實務：法律規則是社會矛盾及其國家解決辦法。或者國家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和步驟。前者是實體法，后者是程序法。
實體法結構，都是社會矛盾+國家解決辦法。社會矛盾是客觀事物，是事實，國家解決辦法是價值。實體法是事實與價值的組合體。
實體法中的社會矛盾，不是人為設計出來，而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客觀事物。社會矛盾與自然界中出現蘋果、鸚鵡等客觀事物一樣，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具有客觀事物屬性。
先有具體個案，后有法律規則。立法者以發生的具體個案作為參照物，反復對照后描述出來的文字內容，就是社會矛盾。人們有能力準確描述社會矛盾。如果不是先有案例發生，立法者就不可能創作或者設計出社會矛盾來的。然而，西方法學則正好相反，認為法律規則是立法者創作或者設計的人類的作品。由此可見，西方法律概念是超現實的，不對應具體客觀事物（行為或事件），也就是不對應具體社會矛盾。西方法學中，罪與非罪是混為一談的，例如，正當防衛故意殺人，構成犯罪的故意殺人，都是符合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罪狀的。罪與非罪都是客觀事物，性質相反。“故意殺人的”罪狀，既對應罪，又對應非罪，直接導致“故意殺人的”罪狀虛擬化，不能直接對應現實中唯一的客觀事物，即法律規則虛擬化。而且，西方法學的法律概念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
法律規則中的社會矛盾是決定性的，是主要矛盾；法律規則中的國家解決辦法是附屬性的，是次要矛盾。立法前后，社會矛盾并無任何變化。立法后，社會矛盾被納入國家解決范圍。只要社會矛盾（事實）確定了，國家解決辦法（價值）就隨之確定。所以，法律規則的屬性，總體上仍然屬于事實范疇，不屬于價值范疇。換言之，法律規則是客觀事物，是事實范疇。這個結論極為重要，它將終結西方各大法學流派的所有爭議。因為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社會法學派等等，它們都是以法律規則歸屬價值范疇作為立論起點的，膠離了實際。
法律問題是事實問題，是科學命題。法律規則的客觀事物屬性，決定了法律問題是事實問題，是科學命題。法律適用是科學命題，宣告了西方引以為傲的法教義學徹底跌下神壇，成為了笑話。西方法學中，法律問題被歸屬于價值問題，幾乎所有的法律問題都是有爭議的。我們終于弄明白了，法解釋學的全部爭議，都是法律規則的客觀事物屬性被誤判后出現的偽命題。
法學理論：事實不能推導出價值，存在不可演繹出當為。P21
法學具有實踐的性格，為其他科學所無。亞里士多德的一元論，認為世上每件事物都有其成為該事物的本質，唯有自事物之本質所獲得之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此種本質論之思想，影響法學的思想的，則是自然法的思想，其結果導致理論認識與實踐評價不分，認為某一事物之觀察亦可以導引出實踐的評價，終不免陷入假借理論之名，行實踐之實之表象，自然無法獲窺法學的真象。惟自康德提倡二元論以來，亦即事實不能演繹出規范，存在不能導出當為，其特定價值的妥當性，無從援用經驗科學的方法來加以認識，一元論的見解始獲得糾正。P30
司法實務：通常情況下，事實不能推導出價值，存在不可演繹出當為。可是，由于法律規則具有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的屬性。只要事實判斷了，價值判斷隨之確定。法律規則這種特殊屬性，決定了法律規則客觀事物屬性是個例外，即事實能夠推導出價值，存在可以演繹出當為。
法律規則中的社會矛盾與國家解決辦法，通常情況下是一一對應的。即一個社會矛盾，對應一個國家解決辦法。需要補充的是，刑法通常規定幅度刑，貌似先事實判斷，后價值判斷。實則不然，因為幅度刑作為一條線，對應了全部的具體個案。任何特定具體個案，在幅度刑這條線上，都是只有唯一的點，與之相對應的。所以，法律規則始終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同時進行的，可視為事實推導出價值，存在演繹出當為。
亞里士多德的一元論本來是正確的，即認為某一事物之觀察亦可以導引出實踐的評價。可惜讓康德的二元論給否定了，即事實不能演繹出規范，存在不能導出當為。自此，法律規則的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的屬性，被康德人為割裂開來，事實是事實，價值是價值，其中的價值屬性被突顯，取得了主導地位。結果，法律規則被西方法學家歸屬價值范疇。此后，關于法律是什么的各大法學流派之爭，烽煙四起，也就順理成章了。
法學理論：在經驗事實之驗證方面，對于客觀的真理與論者主觀的確信，應有所區分；吾人之認識能力有限，在經驗科學中所獲得之知識，不必然等于客觀的真理，最多只能說大多數人主觀確信而己。自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提出經驗觀察所獲得之知識，認為只是“臆測”而己，不可能獲得百分之百正確而為絕對可靠以來，幾己為科學家奉為金科玉律。P23
司法實務：就天文學而言，認為經驗觀察所獲得的知識僅為“臆測”而己，這是被歷史證明了的。原因在于天文學的經驗觀察具有局限性，決定了人的認識能力有限。人類對于宇宙的認知，的確是一步一步接近真理的。然而，就法律適用而言，經驗觀察是全面的，沒有局限性，不存在認識能力受限制的問題。因此，上述柏拉圖的“臆測”說不能適用于法律適用領域，更談不上是金科玉律了。法律適用能夠獲得百分之百正確或者絕對可靠。換言之，法律適用是存在唯一正確答案的。
法學理論：法學研究之對象雖亦為法則，然此“法則”為人類所創造，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其個別性色彩至為深厚，自不能有所謂一致性或者必然性。P41
司法實務：法律規則不是人類所創造的作品。先有具體案例，后有法律規則。法律規則中的社會矛盾，是立法者以發生的案例為參照物，目光往返，反復對照后描述出來的文字符號。法律規則中的社會矛盾，形式上是文字符號，實質上是客觀事物。因此，“法則”是事實，是客觀事物，理所自然具備客觀事物的一致性或者必然性，不存在所謂個別性色彩。所謂的“每位解釋者心中都有一個哈姆雷特”是無法想象的。相反，西方法學中的“法則”是價值，自然就沒有所謂的一致性或者必然性，只有所謂的“人之不同各如其面”之個別性色彩，猶如“每位解釋者心中都有一個哈姆雷特”一樣。
法學理論：法律之解釋在“概念法學”階段，雖難免將無生命的概念，置于無生命之機械邏輯里操作，然其結論較具確定性及普遍性，則為不可否認之事實。自由法運動后，雖賦予法律一種可貴的生命，透過解釋能使正義充滿人間，頗能切合人類的需求，然由于解釋較為“自由”，不問為“目的考量”，“利益衡量”或“價值判斷”均難免孱有主觀的色彩。因此，法學者所為之法律解釋，有無客觀性可言？如有仁智之見時，何者為正確？有無客觀的標準以為判斷之準繩？法官在闡釋法律時，其方法為何？在何種情況下為之始不致令人有“突擊性裁判”的感覺？此乃一門大學問，本書將提供一標準答案，欲知其詳，請看次章分解。P43
司法實務：法律規則具有客觀事物屬性，無論出現何種情形，其含義的明確性都是勿庸置疑的。顯然，法律解釋自提出之日起就是個偽命題。無論是在“概念法學”階段，還是在自由法階段，法律解釋都是為了解決偽命題而設定的所謂解釋指引，都是法學家想當然的產物。所謂“概念法學”的穩定性，所謂自由法賦予法律可貴的生命，實際都是紙上談兵。法律解釋只有主觀性，沒有客觀性，出現仁智之見，實乃家常便飯。結果就是，法律問題的爭議無休無止。各路神仙，各顯神通。誰有話語權，誰有決定權，誰就代表“法治”，司法亂象難以避免。
作者：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