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旭 ]——(2005-10-7) / 已閱44648次
論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發展
西南民族大學 03級法學系 張旭
摘要：物證技術伴隨著刑法的產生而產生，在刑事審判活動中得以發展。中國古代的物證技術有著淵源的歷史，其發展經歷了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西周時期，該階段是物證技術的萌芽階段；第二個階段從春秋戰國時期到秦朝，是物證技術的形成階段；第三個階段為漢朝到唐朝，此為發展階段；第四個階段是宋朝，這是物證技術的鼎盛階段；第五個階段歷經元明清三朝，是物證技術的衰弱階段。
關鍵詞： 中國古代 物證技術 法醫學 春秋決獄
自人類出現了審判活動，證據自然就在其中得到應用，并且隨著社會的進步，對證據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越來越講究證據的證明能力與證明力。而證據分為實物證據與言詞證據，由于物證本身的客觀性和穩定性，所以物證具有較高的證明價值，故人們對它有更大的信任，在當代審判活動中也越來越注重對它的應用。正如美國著名法庭科學家赫伯特·賣克唐奈所言：“物證不怕恫嚇。物證不會遺忘。物證不會像人那樣受外界影響而情緒激動，物證總是耐心地等待著真正的識貨的人士去發現和提取，然后再接受內行人的檢驗與訴斷，這就是物證的性格。……在審判過程中，被告會說謊，證人會說謊，辯護律師和檢察官會說謊，甚至法官也會說謊，惟有物證不會說謊。”
但是實物證據是不會說話的，其中的內涵必須要通過人們自己去發掘。在人類早期，各個地域都出現過神判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當時的物證技術不夠發達，導致審判者只好借助神靈的名義，聽從“神的指示”，來證明其審判的公正。
筆者參考了諸多學者有關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論文，以及有關中國法制史的書籍，現對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發展作如下闡述：
一， 萌芽階段：西周
當我國最早的奴隸制國家——夏出現后，法律也隨之產生。《左傳》有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尚書·大傳》稱“夏刑三千條”，多為處理具體案件的判決，此為刑法的雛形。但此時并未出現 具體的審判方式，也未有對證據的證明力與證明標準之類的規定。故物證技術在此時并為出現。
“商有亂政，而作《湯刑》。”(1)《湯刑》以《禹刑》為藍本，刪并修改而成。在案件審理上較夏朝又有所發展，出現了專司審判的官吏。商統治者將神權與王權相結合，具神權法的特征，審判官遇到難以解決的案件往往會借助神的力量。由于史料的欠缺，尚不能推斷是否已經出現物證技術。
法律的產生，奴隸主階級統治的需要，使原先獨攬專斷的審理獄訟方式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因此迫切需要以某種能揭露案件事實真相的司法制度取代那種一官階、宗法等級為特征的司法體系。這在周王朝有了明顯的變化。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2) 《左傳·昭公十八年》記載：周初“先君周公制禮。”(3) 隨著社會關系的變化，社會矛盾趨于尖銳，故司寇呂侯奉穆王之命，制定《呂刑》（又《甫刑》），三者構成了周的主要法律。西周統治者在思想上確立了“以德配天”的觀點和“敬天保民”的統治政策。鑒于夏和商滅亡的教訓，在刑法方面，周統治者又提出了“明德慎罰”的思想，主張以德為住，慎重刑罰。此種慎重刑罰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審判者對案件審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證據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時，物證已經訴訟活動中得意應用。《周禮》中記載：周朝的“司厲”專門“掌盜賊之任器貨賄”。任器，即殺傷人的兇器；貨賄，即所盜財物。（4）在馮文堯1948年編著的〈刑事警察科學知識全書〉中關于指紋在東方演進史中提到過一件事：英國有一個探險家斯單先生（Sir, Aust,Stein）在新疆沙漠中發掘的三件文件，其中一件是借據，是一個中國人與當時的東土耳其斯坦人簽定的。其借據的末一段寫著：“對上述雙方均認為公正，同意，為證明起見，由雙方捺印為憑。”在字據之下捺有兩枚指印。同時債務人之妻、女亦在旁捺印，并說明騎卅五歲，女十五歲字樣。可見那時候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指紋這種司法物證來代表一個特定的人。此時為公元前782年。（5）
到了公元前771年，周朝的司法制度已經發展的比較完備，在司法機關方面，周王是最高裁判者，重大案件和諸侯間的爭訟，都由他裁決。“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6）周王之下，設有專理刑獄的司寇，不但聽訟斷獄，也主持刑事法令的制定、公布等事宜。司寇之下設士師、士分別負責處理司法工作。各諸侯國的司法機關、制度同于朝廷，不過規模較小。訴訟程序上，民間的獄訟、輕微的案件口頭向地方主管官吏陳訴等方面都是一樣的。當時審判訴訟提起之后，也有一個偵查階段，進行必要的調查和檢驗。（7）據《禮記·月令·孟秋之月》中記載：“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據漢人蔡邕對此的解釋：“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而“瞻焉、察焉、視焉、審焉，即后世檢驗之法。”
伴隨著私有制的產生，有關財產的買賣行為出現了。從最初的生活資料和動產的買賣交換行為發展到土地、奴隸等不動產的買賣交換行為。同時借貸、租賃為主要形式的民事關系也普遍產生。為規范此類民事行為，確立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基于民間習俗，西周中、后期逐漸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約，主要分為買賣契約和債務契約。買賣契約包括 “質”、“劑”，債務契約包括“判書”、“傅別”。“凡買賣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8） “凡以財獄者，正之以傅別，約（質）劑”。（9）債務契約寫明債的標的、返還期限以及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等。契約書于木簡或竹簡上，完成后從中剖分為二，債權人與官府各執一份。一旦因債權、債務關系而發生糾紛，債權人必須出示契約的一半，與官府所藏一半相比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債務契約不僅是官府是否受理債務訴訟的前提條件，也是官府處理債務糾紛、作出判決的主要依據。“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10）“聽稱責以傅別”。（11）
契約的出現以及在訴訟中的大量應用，說明了當時司法審判者對證據有了新的要求。對證據的規范化，是物證技術產生的前提，物證技術也在司法審判工作的發展中出現了一個模糊的輪廓。
二， 形成階段：春秋戰國時期——秦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成文法的公布：子鏟鑄刑書，商鞅變法，李悝著《法經》；新興地主階級立法都使得該時期的法進入了封建制法。此階段出現的儒法之爭，最終法家占據了主導地位。百家爭鳴的局面，使得社會的科學技術有了發展。在這樣一個如此重視法治的時期，對證據自然也提出了更多要求，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物證技術的發展。
另一方面，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時，還出現了限制刑訊逼供原則。此為當代法治國家的規定，辦案人員及當事人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去搜集、固定、保全和審查運用證據，并且經過查證屬實之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因此，法律禁止辦案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的方法來獲取言詞證據。在秦國的司法實踐中，雖然允許刑訊逼供，但同時附有限制條件，即只有在嫌疑人的主觀惡性相當大的時候才能逼取口供。據秦簡《訊獄》記載，辦案人員審訊當事人時，先讓原告、被告各方都把話講完，作為供詞，然后認真分析供詞，找出矛盾與漏洞，逐條追問，令受審者自己作出解釋，直到受審者無言以對、真相畢露時為止。在訴訟當事人“各展其辭”和辦案人員追問受審者的過程中，切忌每當發現疑點就立即追問，以防干擾他們的訴述。還規定只有在受審者已經理屈詞窮而仍然狡辯抵賴和出爾反爾時，才允許笞掠，并把笞掠的原因和情況記錄下來以備查考"笞掠，就是刑訊逼供。可見，秦國雖然視刑訊逼供為合法，但嚴格限制其適用，與封建時代動輒拷問的情況是顯然不同的。盡管它與當代嚴禁刑訊逼供以保障當事人沉默權的制度大相徑庭，但事實上，它已蘊含了排除非法證據的原始思想。（18）限制刑訊逼供原則的出現， 使得口供的獲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審判者自然把證據的中心適當地轉向物證的提取，物證技術也因此得到發展。
大量史料記載表明，早在先秦時期以法醫學檢驗為核心的司法鑒定就在審判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將傷害案件中對被害人的傷勢檢驗，作為正確定罪量刑、保證司法公正的必要程序和手段。
1975年湖北省云夢睡虎地發掘的秦墓竹簡，從這些竹簡中可以發現，那時已經有了專門從事法醫工作的人員，他們是令史、醫生和隸妾。“爰書：某亭求盜甲告曰：‘暑中某所有賊死、結發、不知何男子一人，來告。即令令史某往診”。（12）“癘爰書：某里典甲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病，來詣’。訊丙，辭曰：‘以三風時病？，眉突，不知其何病，無他坐。’。令醫丁診之”。（13）在《出子》篇中，對一起因斗歐引起的流產案件，通過對可以的血塊是否胎兒進行鑒定的記載，詳細介紹了對胎兒的檢驗程序和認定方法。“爰書：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懷子六月矣，自晝與同里大女子丙斗，甲與丙相？，丙僨？甲。里人公士丁救，別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變出。令甲裹把子來詣自告。’……丞乙爰書：令令史某、隸臣某診甲所詣子。”（14）
在尸體檢驗方面，對“賊殺”（他殺）和“經死”（縊死）的現場尸體檢驗實例的記載，描述了損傷性狀及兇器的推定等問題。特別是在縊死案件中，通過尸體索溝性狀的描述，注意到了生前縊死與死后再縊的區別。其中關于對縊死案件檢驗方法的記載尤為詳細：
診必先謹審其跡（仔細觀察痕跡）。當獨抵尸所（停尸現場），即視索終（檢查系繩的地方），終所黨有通跡（如有系繩的痕跡），乃視舌出不出（看舌是否吐出），頭足去終所及地個幾何（頭足離系繩處及地面各有多遠），遺矢溺不也（有無屎尿流出）。乃解索，視口鼻渭然不也（有無嘆氣的樣子），乃視索跡之狀（查看索溝痕跡淤血的情況），道索終所試脫頭（試驗尸體的頭部是否能從系繩處脫出），能脫，乃口其衣（解開衣服），盡視其身、頭發中幾篡（仔細查看全身、頭發內以及會陰部）。舌不出，口鼻不渭然，索跡不郁，索終急不能脫，口死難審也（不能確定是縊死）。（15）
秦朝在現場勘驗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診式》就有關于絲毫、足跡、工具痕跡的詳細記載。其中《穴盜》篇中詳細記錄了一起挖洞行竊的現場情況，具體地記錄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寬刃的鑿，鑿的痕跡寬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處。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處，長1尺2寸。履印前部花紋密，長4寸；中部花紋稀，長5寸；跟部花紋密，長3寸。履印象是舊履。”（16）由此推斷，在當時的司法實踐中對指紋、工具痕跡、足跡以及其他痕跡（如膝部痕跡）已經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尋找犯罪嫌疑人時已經把他作為重要證據之一。
秦朝時期，法醫文書也已初具模型。《云夢秦簡》中有記載：“爰書：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寧毒言，甲等難飲食焉，來告之’。即疏書甲等名事關蝶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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