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成泓 ]——(2005-10-9) / 已閱18982次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視野下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400031）
[摘 要] 建設和諧社會要求做到社會公平，實行民事司法救助是達到社會公平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國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雖然已有一定的發展，但仍存在不足，需要進一步完善。
[關鍵詞]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自黨的十六大把“社會更加和諧”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提出來之后，建設和諧社會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建設和諧社會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各行各業的不斷努力，需要我們不斷完善各項制度。本文按照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來探討一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國的民事司法救助制度，文中不足之處，敬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和諧社會、社會公平與司法救助
和諧是一個關系范疇，是指事物之間協調、均衡、有序的狀態。社會和諧作為社會存在的一種狀態，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主要表現為社會結構內部（即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間）和外部（各國家民族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之間（包括個人之間和社會群體之間）的和諧以及人的身心（身體與心靈之間）的和諧等。我們所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新型的和諧社會，它按照社會主義本質和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以共同富裕、民主文明、公正平等、互助合作等為根本的價值目標，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
社會和諧與社會公平密不可分，社會公平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立足于公平的基本理念與規則，才有可能既增強社會經濟發展的活力，又提升社會的整合程度，實現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達到社會的和諧。而何謂社會公平？我們以為，從靜態的角度看，社會公平是就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而言的，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既有經濟地位，又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還有人格地位等。與此相聯系，社會公平應包括社會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政治文化地位平等以及人格平等四個方面。從動態的角度看，社會公平表現在三個方面：條件、機會和結果，或者說是起點、過程和終點。社會條件的公平或平等意味著人們在相同的基礎上從事活動，或者說由此出發的社會條件是相同的；機會平等就是均分活動的可能性，社會上的每個職位向所有人開放，使每個人都具有同等的選擇職位的權利；最后，結果上的平等就是指人們的行動所產生的結果相同。一般而言，絕對的社會公平是不可能達到的，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通過社會資源的再分配使個人的起點及最后的結果之差盡量縮小，對機會平等的保障才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關鍵。社會公平的保障是通過社會利益的保障和衡平來實現的。囿于主題，本文只談“社會利益”中的經濟利益。
社會利益的保障和衡平在現代民主國家里主要是通過國家法律制度實現的，它可分為實體法律衡平和程序法律衡平。實體法律部衡平是指國家以法定形式確認社會利益衡平對象享受國家經濟保障的條件及應得經濟利益的數量和形式，使弱勢群體的實體權利于法有據，并轉化為合法權益，而無須受到權力部門或權力個人的擺布與侵害；程序法律衡平是指弱勢群體法定權益應按何種法定程序去實現，如何解決實現過程中的爭端。法律進行利益衡平是通過為各法律主體設定權利義務來實現的。若是法律權利分配不平等，或者法律權利無法實際行使，就會產生利益格局的失衡，從而引發各種矛盾和紛爭。據統計，直到今天我國仍有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和5000余萬處于城鎮農村最低保障線以下的困難群眾[1] 。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社會矛盾的解決機制均需要一定的經濟成本。當經濟困難群眾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如因經濟因素制約而無法訴諸法律，無法接近司法，就可能采取法律之外的非合法手段來解決，從而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另一方面，我國的訴訟費用居高不下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有的學者論證，我國是目前世界上訴訟費用最高的國家[2]。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律體系日趨復雜，法律事務也日益專業化，公民進行訴訟的各項花費也將越來越大，這就更加劇了經濟困難群眾接近司法的難度。因此，對這些經濟困難群眾進行幫助，使他們不因經濟原因而使其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就是我們現階段的一個重要任務，這是實現司法公正、保障人權的內在要求，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司法救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根據2005年4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以下簡稱<救助規定>）第2條規定，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對于當事人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訴訟，但經濟確有困難的，實行訴訟費用的緩交、減交和免交。
司法救助是一項人道的、正義的陽光事業，但在我國起步較晚，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始受重視。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民事訴訟收費辦法》（試行）中才有了關于案件免交、緩交和減交的規定，這實際上是新中國最早的司法救助。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人民法院訴訟收費辦法>補充規定》第4條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頒發的《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以下簡稱舊<規定>）對我國的司法救助制度作了初步系統的規定，200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對該《規定》（以下簡稱新<規定>）進行了修訂，使之更加完善。
（一）司法救助的適用主體
根據新《規定》，我國司法救助的適用對象共有14類，與舊《規定》所規定的11類相比，新《規定》擴大了司法救助的主體范圍，適應了社會發展的新形勢，與中央“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主要體現在：（1）近年來，由于建設市場經濟而導致社會整體道德水平滑坡，見義勇為者受傷或犧牲后，本人及其家庭經濟困難的現象時有發生，向受益人追索必要的賠償或補償，卻很困難。因此，《規定》將“因見義勇為或為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致使自己合法權益受到損害，本人或者近親屬請求賠償或經濟補償”的訴訟，列入司法救助范圍，這有利于彰顯社會正義，弘揚正氣，提高社會道德水準，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2）目前，我國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的初期，進城務工人員較多，他們中的不少人由于文化素質不高、法律知識欠缺等原因，容易被雇主拖欠工資，甚至因工傷殘卻得不到賠償。為切實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規定》將這類人員增列為司法救助的對象。（3）現在，我國的國企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人們最為敏感的產權改革已經拉開了序幕，在各地企業改制、重組過程中，侵犯職工（含小股東）合法權益的現象比較突出[3]，尤其是因企業與職工解除勞動合同（買斷工齡），拖欠經濟補償金等問題，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為此，《規定》將追索經濟補償金也列入了可申請司法救助的范圍。（4）由于我國尚處于市場經濟的初期，市場監管制度不夠完善，加上地方保護主義、行業保護主義作祟，食品、藥品、家電、農用機械等假冒偽劣產品充斥于市場，經常造成傷害事故，導致消費者中毒、致傷、致殘、甚至死亡的糾紛案件增多，將此類案件列入司法救助的范圍，有利于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5）囿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等原因，在現實生活中，無論農村還是城鎮，一些群眾雖然生活在“低保線”以上，但由于患有嚴重疾病，致使其本人及家庭陷入貧困。為切實保障這類人的合法權益，《規定》將他們也列入司法救助的范圍。
雖然《規定》將司法救助的適用對象進行了擴大，但我們以為仍嫌不足，例如，《規定》將受助主體限定于自然人就不大合適，理由如下：首先，現代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是平等，平等包括不同主體之間的平等，而不論它們是自然人還是單位 。其次，在當前的民事訴訟實踐中，無力負擔訴訟費用的單位為數并不少，尤其是那些涉訟金額較大案件的單位當事人。再次，從域外立法來看，司法救助的受助主體均不限于自然人，比如，在日本，作為民事訴訟當事人的法人、企業等團體組織如果有發不起工資等情況，也能作為訴訟救助的對象[4]。最后，在我國，其實已經存在對單位當事人進行司法救助的司法實踐。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17日《關于<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減收積壓房地產案件受理費申請執行費的請示>的函》，就同意到2000年12月31日止，對海南的積壓房地產案件減按50％收取案件受理費和申請執行費，而這類案件中的救助對象基本上都是商業銀行等法人[5]。另外，當訴訟雙方當事人的經濟能力有較大差異，并且訴訟周期長，雙方的攻擊防御活動較為激烈時，此時，若是不對經濟能力弱的一方進行救助，可能就會導致雙方武器嚴重不平等，妨害司法公正的實現。因此，我們以為，這種情況下也應對經濟能力弱的一方實行救助，也即，受助主體既包括絕對意義上的經濟困難，也包括相對意義上的經濟困難。
（二）司法救助的適用條件
關于司法救助適用的條件，各國多從“當事人權利主張的可能性”和“當事人的經濟狀況”兩個方面予以限定，雖然在細節上會有一些差異。
1.當事人權利主張的可能性
關于當事人權利主張的可能性，舊《規定》將之規定為“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但新規定對此卻語焉不詳。應當說，舊規定的規定是過于嚴苛了，因為決定是否給予當事人司法救助往往是在訴訟程序正式展開之前，這時通常申請者還未開始或完成證據的調查收集，故要求當事人此時就“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了侵害”顯然是不符合訴訟邏輯的。可能正是考慮到該規定的不合理，新規定就避開不談。但筆者以為這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問題是客觀存在的，若是法律法規不對其進行規定，就只能委之以法官的自由裁量了，而這顯然并不利于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事實上，許多國家的法律對此均有明確的規定。如《日本民事訴訟法》第82條第1款將當事人主張權利的可能性限定于“并非無勝訴希望”，我國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107條則要求申請救助的不能是“顯無勝訴之望者”，較之以日本，臺灣的條件顯然更為寬松。根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14條的規定，只要申請人所要進行的權利伸張或權利防衛“是有希望得到結果的，并且不是輕率的”，即可通過申請而得到訴訟費用的救助。上述三國的規定中，我們以為，日本的做法較為可取，值得我國借鑒。
2.當事人的經濟狀況
在當事人申請司法救助所需符合的經濟條件方面，《規定》第2條規定是“經濟確有困難”，《規定》第4條規定：“當事人請求司法救助的，應在起訴或上訴時提交書面申請和足以證明其確有經濟困難的證明材料；因生活困難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費用申請司法救助的，應當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經濟狀況符合當地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部門規定的公民經濟困難標準的證明。”由此可見，《規定》并沒有直接規定一個明確具體的認定標準，這是與我國現階段各地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的狀況相適應的。
關于當事人經濟狀況的判斷標準，國外的法律也有明確的規定。例如，日本是以日本憲法第25條第1款所保障的“健康的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也即，要考慮訴訟救助申請人及其家庭的平均生活（國民的一般生活標準）。在日本的司法實務判例中，對“一般生活”具體收入的判斷標準，是以標準勞動者家庭的平均收入為基礎，通過各種統計資料計算出來的。對當事人經濟狀況的判斷，原則上是以申請人本人的財產為標準，但在申請人為未成年人的場合，則完全可以采用以親權人本人的財產來支付訴訟費用，然后雙方再進行債務清算，或者也可以使用財產管理方法這一手段。另外，日本的法律還規定，不動產中的宅地及農業耕地，是本人及家庭維持生計的必要手段，因此這些財產不應作為判斷當事人有無經濟困難的標準[6]。
與日本的規定相比，我國的規定顯然過于簡單，難以在實踐中操作，有待于在今后進一步完善，尤其應當注意保障當事人的基本人權，不應將基本生活、生產資料算入在內。
（三）司法救助費用的負擔
新舊《規定》均沒有對司法救助的費用由誰負擔進行規定。但從理論上講，在現代法治國家，當事人依法獲得司法保護是一項憲法性權利，而保證經濟確有困難者也能平等地利用司法程序在本質上是一種國家責任。因此，司法救助費用應當由政府財政支出，政府應當成立司法救助專項基金，而不應由實施救助的法院來承擔，這種做法是現代各國的通例。例如，在日本，訴訟救助向來只有緩交的做法，而沒有減、免的方式，是否實施救助對法院的訟費收入并沒有任何減損。在德國，實施訴訟救助對訴訟費用可緩可減可免，所需費用也是由國家財政直接承擔。在英美各國，雖然并不存在直接對應于我國司法救助制度的制度，但這些國家的政府通過提供巨額財政補貼的方式實際承擔了法院在訴訟中所耗費的主要成本，當事人只需象征性地向法院交納一些費用，因此，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主要是指律師費用，其法律援助也主要是針對律師費用的救助。
筆者以為，為避免法院因利益的自我相關而怠于實施司法救助，使司法救助制度有效地運轉，發揮其作用，有必要由國家財政負擔司法救助費用。但是，就我國目前的財力狀況來說，要求國家向法院提供巨額的財政補貼并承擔主要的訴訟費用是不現實的 。因此，應當充分發揮民間力量的作用，多方面籌集資金，以彌補司法救助的巨大資金缺口。比如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成立法律服務公司或者各類基金會，還可考慮為一定的弱勢群體入殘疾人等設立特定的資助項目[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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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丹尼爾S.馬寧.美國法律援助制度簡介[A].宮曉冰,楊勇.外國法律援助制度簡介[C].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132－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