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曾 ]——(2005-10-19) / 已閱19968次
如何在完善刑罰執行制度中維護公正
潘曾
刑罰執行，是指有行刑權的司法機關將人民法院生效的判決所確定的刑罰付諸實施的刑事司法活動。監獄是國家刑罰執行的專門機關，負責執行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刑罰的執行，雖然還有看守所和勞教所等其他刑罰執行機關，但刑罰執行主要由監獄體現，我國現行的刑罰執行制度始創于建國初期，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作過一些調整，但整個刑罰執行體制基本上沒有變化。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全面建設和諧社會已成為社會發展的要求，民主、文明、法治已經成為時代的要求，社會主義法制體系逐步完善，作為法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刑罰執行制度，也迫切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改革，以適應時代發展的潮流。
公正即公平、正義，是法治的實質含義，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基本要義，刑事司法是社會公平的最后防線，而監獄是“最后防線”的最后屏障,監獄作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工序，如果執法不公，其惡劣后果將是人們對法律信任的危機；對監獄來說，一次不公正的執法可能會摧毀千百次的說教。清末人士徐謙認為"監獄制度與刑法審判二者有密切之關系，監獄不良則行刑之機關未完善，而立法與執法之精神均不能見諸作用。無論法律若何美備，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罰宣告以后悉歸于無效。"監獄刑罰執行出現了問題，法律再好，判決再公正，都失去了意義，僅僅是一種形式外殼而已。監獄執法不公，抑或妥協執法，意味社會公平防線的全面崩潰。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公平不存，正義何在？法治何在？
總體來講，筆者認為現行的刑罰執行制度在維護公正時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我國雖然倡導刑罰目的是教育改造罪犯，但教育改造的理念陳舊，方法單一。刑罰執行機關主要采取的是強制犯人被動接受教育改造的方式，普遍做法是將犯人集中關押在大墻內勞動改造，輔之以法制教育和文化教育，教育缺乏層次性，教學處于比較低的水平，難以適應新時期押犯的不同方面的需要；同時缺乏有效的機制激發、調動犯人接受教育改造的積極性。二是犯人人權保護觀念不強。相對于普通人來說，罪犯是少數人和弱勢群體。他們的權利被剝奪、自由被限制，受多種因素影響，在刑罰執行中還存在著踐踏侵犯犯人合法權益的現象，部分干警執法簡單粗暴，從目前罪犯基本權利保護來看，我們在實行“懲罰與改造相結合，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和實現刑罰執行職能中，還存在相當的問題。諸如罪犯超體力、超時限勞動問題；對罪犯體罰、虐待、打罵和歧視問題；罪犯生活衛生標準普遍低于國家規定標準的問題；受教育時間得不到保證等等。三是依法執行刑罰的觀念不強。法院與監獄之間的工作制約流于形式，法院負責罪犯減刑、假釋案件的裁定，但由于不了解犯人的改造情況，只能監獄報什么裁定什么，發揮“橡皮圖章”的作用，這就形成了監獄及其干警在刑罰執行中行使權力范圍過大，隨意性強，容易導致濫用職權、侵犯犯人合法權益和司法腐敗。四. 由于長期受傳統思想、體制的影響以及人們對監獄工作的不正確認識和定位，監獄的職能至今仍呈現出監獄、企業以及辦社會高度合一的格局，在實際工作中，由于利益關系和現實需要，要求監獄警察是多面手，穿著警服當老板、做生意，當著老板、做著生意又要穿警服、要公務員、要吃皇糧、要財政保障。監獄警察究竟是什么、干什么、要什么，道理是什么，都不明白。部分監獄和監獄干警疲于應付生產任務和經濟指標，很容易就造成了“生產第一，改造第二”。這種格局嚴重影響了監獄工作的未來發展，監獄和監獄警察的職能需要純化。五.減刑與假釋操作上存有缺陷，比如犯人要認罪服法這個減刑條件過高且沒有可操作性，不利于調動犯人改造的積極性，犯人有可能是“口服心不服”，無從知曉，同時我國法律規定，犯人不服刑事判決有提出申訴的權利。在實際中如果犯人不服刑事判決提出申訴，即被視為不認罪表現，顯然這與法律保護犯人申訴權利的精神相違背，也不利于犯人改造；而假釋制度，運作上不靈活、過于僵硬，表現在犯人獲得假釋難，撤銷假釋也難，監外執行機關對假釋犯人的活動缺少有效的制約和處分手段。監獄又很難了解犯人的監外執行情況。
那么應該如何完善刑罰執行制度，使得能夠體現出公平正義？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方面入手：
一、保證減刑和假釋的公平、公正。刑罰執行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假釋和減刑，減刑、假釋對罪犯的影響也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間最關心、最高層次的需要。減刑、假釋的公正、公平運用，能引起罪犯對法治的普遍關注，對法律的權威能起到強化、示范作用，從而成為每個積極改造的罪犯可以預期（期待）的目標，而不斷地強化、激勵罪犯的持續積極改造的心理和行為。從更廣的范圍看，可以形成一個監獄的積極向上的改造氛圍，形成一種良好的態勢，促進監管安全穩定，并反過來為罪犯積極改造提供環境保證，使改造手段發揮事半功倍的作用。對于減刑和假釋的程序和考核標準，一定要透明、合理、制度化，才能做到公正。
在刑罰執行上，我國是實行減刑為主、假釋為輔制度的少數國家之一，而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的是假釋為主減刑為輔，或單一假釋的制度。是擴大減刑的適用范圍，還是擴大假釋的適用范圍，哪個效果會更好？ 根據北京市監獄系統的一項調查表明：減刑后刑滿釋放人員重新犯罪率，比假釋回歸社會人員的犯罪率高，說明假釋比減刑刑滿釋放人員整體矯正質量高。同時在實際操作中，獲得假釋的服刑人員極少，據統計，我國監獄近十年的假釋率僅在0.8%-2.9%之間。假釋作為一種刑事執行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鼓勵罪犯改過自新，可以彌補長期刑量刑的不當，可以作為罪犯回歸社會的橋梁，同時也有助于預防監獄爆滿的問題發生。應當適當的擴大假釋人員的比例。
現行的減刑、假釋是建立在服刑人員考核的基礎上，根據考核的成績來決定其是否減刑和假釋。而日常考核制度是由勞動改造情況、遵紀守法情況、教育改造情況等幾方面來綜合考察的，但在實際中，根據福建省監獄管理局下達的文件規定和各個監獄的實際情況，服刑人員的考核重頭主要在他的勞動改造方面，即生產產值情況，根據周浦監獄駐獄檢察官調查，該監獄有前科的372名罪犯中，其中上次服刑期間被減刑的罪犯255名，占60.48％。雖然這個調查樣本不大，但是結論讓人很驚訝，造成這種情況的發生，同勞動改造成績占據了改造成績的大部分有很大的關系，這種減刑沒有體現了公正，不符合現代行刑理念的要求，況且這方面考核本身就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地方：1.老弱病殘犯和年輕力壯的服刑人員相比，就產值來講，根本不是“對手”，使得一部分老弱病殘犯喪失了改造信心，而監獄又沒有相關的另外規定，這就是個不公平，服刑人員由于其先天的各種條件和身體素質，在進行勞動改造時，創造產值是又不同的，這和是否積極改造沒有關系，監獄應該針對不同素質和條件的服刑人員制定相應的產值考核標準，達標和嘉獎等也要另外設計下達；2.應該改變以產值論考核的現狀，要綜合考慮，努力使考核制度能體現公平、公正；3.在減刑、假釋中要實行程序公開，操作透明，講明原由，切實維護公正，日常考核中要公開、公平，嚴格按照考核規范，杜絕暗箱操作，減少干警人為因素；4.加大制度化建設，將監獄的一系列工作程序都用制度化規范起來，一切有章可循，按照規章辦事，保證公平、公正。
二、建立和完善罪犯科學分類制度。罪犯的分類制度，是監獄對罪犯進行管理和采取矯正措施的基礎，科學的分類制度能最大程度上體現對罪犯管理上的公正，針對不同類型、不同程度的罪犯采取不同的對策，只有這樣才能有的放矢，對癥下藥。現行的罪犯分類制度，使得監獄在關押罪犯時，類型顯得多樣化，罪犯在不同服刑時期的分級也顯得程序化和草率，一般按照進監時嚴管，過一年左右普管，依次類推，處遇本身基本處于不運動狀態，沒有體現出彈性，不管程度好壞，都基本都停留于同一個監獄服刑，比如重刑犯在經過一段時間改造，危害性降低后，卻還是和其他有嚴重危害的罪犯關押在同一監獄，接受著嚴厲的看守，這樣調動不了罪犯積極性，也體現不了公正，監獄應主要依據獄政警戒設施、監管技術裝備、警力配備、管理方法、活動范圍、勞動方式等因素，分為高度戒備、中度戒備和低度戒備三個等級，分別關押具有相應危險程度的罪犯。同時探索多種形式的分類制度，考慮為不同服刑階段的罪犯設立專門的監獄，給予不同服刑時期、不同程度的罪犯以不同的相應待遇和矯正方式。
三、提高干警的執法素質，保證執法公正。監獄沒有一支懂法、公正執法、高素質執法的隊伍，無法體現公平、正義。新時期，隨著國內市場的不斷開放和對外交流的日益擴大，將出現各種新的犯罪類型，犯罪手段和方式也將發生變化，學歷高、知識型的職業經濟犯罪將成為新的犯罪動向。總體犯罪將向集團化、智能化、流動化趨勢發展。特別是社會底層人群由于心態失衡等原因造成的侵財型等暴力性罪犯也會增多，將給我們監管改造工作帶來新的難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就目前監獄干警的知識水平、管理水平、執法能力還不能完全適應當前的挑戰，就泉州監獄而言，大專以上人員占全監人數的73.78%，本科占30%，干警很大一部分為中專畢業，都是通過成人再教育方式取得大專和本科文憑的，基本功不太扎實，沒有接受過太系統的教育，通過在基層干警中的一項16人數小范圍調查：真正知法、懂法，能向服刑人員解釋法的只占5人；對服刑人員的教育方式仍停留于過去的簡單說教，甚至有辱罵現象。監獄人民警察的公正、平等執法對形成全社會法律至上的意識具有直接的作用，監獄以及監獄警察應當確立保障罪犯的合法權利的意識,這種保障，其實質就是保障所有人的權利，只有罪犯的合法權利得到保護，只有監獄警察真正把尊重罪犯權利落到實處，承認罪犯是權利主體，公正才談得上。在現階段如果那些"關系犯"以及靠"錢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減刑、假釋，僅從改造層面上來說，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靈，因為縱然監獄干警在口頭上說得天花亂墜，而現實的反差是執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靈深處建立法律權威與公平的通道呢？法律社會學的研究表明，人們對法律的信任并進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與理念，取決于對生活中對法律權威的現實感受和對法律職業人員（監獄警察應是一種法律職業）公正執法的現實體驗。
四、純化監獄職能，進行監獄改革。客觀地說，高度合一體制的監獄職能多元化曾經作過歷史性的貢獻，可謂功不可沒。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社會分工日益細密，職能分化日益純化的情況下，很顯然，監獄職能多元化已成為制約監獄工作未來發展的最大的體制性障礙。我們必須從改造人的大局出發，從社會主義監獄懲罰與改造人的職能出發，盡快實現監獄職能單一化，為改造科學化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注重監獄內部結構與功能的創新，使監獄從辦企業、辦社會中脫離出來，專心致力于改造和矯治，使服刑人員的勞動生產改造成績不致成為考核的最主要內容。只有脫離了經濟利益關系，服刑人員的考核才能真正體現公平、公正。
監獄公正缺少監督，是不能實現的。目前監獄的監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大多流于形式，在新形勢下，應當大力加強。從監督形式上看，應包括權力機關監督、黨的監督、群眾監獄、輿論監督；從過程上看，應包括事先監督、事中監督、事后監督；從監督內容上看，應包括執法監督、管理監督等。應該從具體的方面著手，如編制罪犯手冊，將罪犯從入監到出監，從勞動、學習到接受管理，從減刑、假釋到處分、加刑等有關權利、義務進行濃縮，條理清楚，提高了執法透明度；如實行獄務公開制度，將監獄工作有關內容、流程、期限、幅度向社會公布，接受社會群眾監督；如聘請社會名流、黨政人士做行風監督員，定期視察監獄，不僅溝通了與社會的聯系，也消除了社會誤解，促進了監獄事業的發展等。
黨的十六大把“社會更加和諧”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提出來， 十六屆四中全會又把“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黨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明確提出，深刻理解和把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豐富內涵，維護和諧社會的公平、正義，對于我們完善刑罰執行制度意義重大，也只有按照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切實把公平正義貫穿于我們監獄改革和監獄工作的始終，才能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搞好刑罰執行，完善刑罰執行制度，為經濟建設和小康社會的最終建成創造良好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