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忠 ]——(2005-11-3) / 已閱27549次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之精神損害賠償問題辨
黃忠
（西南政法大學，重慶400031）
[摘 要] 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是兩種并行不悖的責任，因而現行司法解釋中不允許刑事案件受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是不合理的，應予廢止。
[關鍵詞] 刑事責任；民事責任；競合；國家補償；精神損害賠償
一、問題的提出：從一個成為眾矢之的裁定出發
1999年9月被害人張某向審理被告人劉某強奸一案的深圳市中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判令被告賠償精神損失10萬美元。同年10月，深圳市中院以張某的起訴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為由，駁回了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其后，張某又于2000年11月向深圳市羅湖區法院另行提起了民事訴訟，請求高達45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羅湖區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劉某的犯罪行為實質上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嚴重侵犯了原告的生命健康權和貞操權，直接后果是給原告造成了終生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喪失，并由此致原告的社會評價降低，又因被告的犯罪情節惡劣，持續時間長，原告又系處女，受損害結果嚴重，法院據此判令劉某向張某支付精神損害賠償金人民幣8萬元。
一審判決后，雙方均上訴至深圳市中院。深圳市中院經過長達一年多的審理后認為，一審判決于法無據，于2002年12月6日作出終審裁定，撤銷一審法院有關賠償被害人8萬元的判決，駁回被害人要求被告給予45萬元精神損害賠償金的訴訟請求。①
對于這一裁定，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一般群眾中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其中基本的論調都是針對這一裁定的批評，認為這一裁定不合常理。因為在一個普通的民事侵權案件中，被告可能會承擔數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金，而在一個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卻可以不用承擔一分錢的精神損害賠償。難怪有人會不無憤怒地說，這一裁定是在縱容犯罪！它告訴人們，只要將一般的民事侵權行為上升為嚴重的犯罪行為，便可以不用去承擔精神損害賠償。
二、賠還是不賠:從現行法及相關解釋出發
法院的裁定，決非擅斷。尤其是對于這一號稱“全國首例貞操權案”來說，長達一年多的審理說明，二審法院應該是在充分理解了現行法律的基礎上作出的。
（一）現行法的規定：立法的司法不能
《刑法》第36條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在此，并未言及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刑事訴訟法》第77條第一款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此條，亦未言及精神損害賠償。因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都認為對刑事案件不用精神損害賠償。
然而，隨著民事法律中有關精神損害規定的出現，對上述法律的理解開始有了分歧。1986年《民法通則》第120條首次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問題。隨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幾個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了可以對精神損害予以賠償的精神。尤其是2001年3月10日公布的《關于確定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此，理論界認為雖然該解釋沒有明文規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問題，但認為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由此而提起的訴訟實屬文中的應有之義。而且很多法院也都是這樣理解該批復的。②
但是，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的《關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則又重新回到了2000年12月4日通過的法釋（2000）47號《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的老路，而且越走越遠。這一解釋明確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據報道，深圳市中院便是據此而下的裁定。
從解釋論的角度講，深圳市中院的裁定確定是符合現行法律規定的，然而為什么一個“于法有據”的裁定會成為眾矢之的，是老百姓認識有問題？抑或是這一裁定所依據的法律出了問題？摒棄機械的法治觀念，堅持從公平和正義的法治精神出發，下文將從立法論的角度對現行法律及相關解釋的正當性予以評析。
（二）對現行法的評論
在對現行法的評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去探求一下現行法作如此規定的前提條件。
從邏輯上講，對于犯罪行為不予精神損害賠償結論的成立至少要有以下三個前提：一是犯罪行為根本就不是侵權行為，因而無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二是犯罪行為雖是侵權行為，但卻不會造成精神損害。因為沒有精神損害，那就不可能有賠償問題。三是即使犯罪行為是侵權行為，而且也會造成精神損害，但這種給予精神損害賠償金的民事責任應為被告人所承擔的刑事責任所吞并，否則會使被告人因一個行為而承擔雙重責任。
1．犯罪行為是不是侵權行為？
對于侵權行為的認定兩大法系都有各自的理論。通說認為，侵權行為是指侵害他人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及其利益，依法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違法行為。[2](P13)從這一定義中，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犯罪行為都可以構成民法領域中的侵權概念。因為犯罪行為雖然都是違法行為，但卻并不都是對公民人身和財產權利的侵害。換言之，那些侵害公民人身和財產權利的犯罪行為，則首先肯定是侵權行為，而且還是性質惡劣的侵權行為，從邏輯上講兩者是交叉關系，即犯罪行為中有一部分是由侵權行為升級所致的。因而，不應當否認犯罪行為亦會構成侵權行為的可能性。
作為初步的結論，我們認為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和“侵犯財產罪”是兩個最有可能涉及精神損害賠償問題的大類，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貪污賄賂罪”、“瀆職罪”等則一般不會關涉精神損害的問題。這是由于兩者所直接針對的對象不同而決定的。
2．犯罪行為中的侵權行為會不會造成精神損害？
因為既然像諸如強奸、誹謗等犯罪行為符合民法上的侵權概念，那當然可能會造成精神損害。而且從一個生活的常理來看也是如此，因為普通的民事侵權行為可能會致精神損害，那更為嚴重的刑事犯罪便無不致精神損害之理。
作為類型化的研究，著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存在以下兩種可能會造成精神損害的情況：一個是以精神損害為直接目的的犯罪行為。比如侮辱、誹謗。二是由于實施侵害人身權、財產權等犯罪，而給被害人的精神帶來損害的情況。如搶劫、故意傷害等。對于第一類，司法實踐中認定精神損害較易，而對于第二類則應依具體案情予以分析，作慎重認定。
3．刑事責任可以吞并民事責任嗎？
在對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競合的處理方法進行討論前，有必要對兩種責任的區別作一比較，因為若兩者內容性質相同，則自禁止雙重賠償和雙重責任角度以言，兩種責任當無并存之二理，反之則無吞并之據。
作為責任，無論刑事責任抑或民事責任都有強制性，都意味著不利益。然而，由于兩者產生的法律依據不同，因而其區別也是很明顯的。
（1）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有不同的救濟對象。刑法的犯罪構成理論嚴格區分犯罪對象與犯罪客體，兩者中對犯罪行為的評價起決定作用的是其所侵犯的社會關系，即犯罪客體。故我們在探討犯罪的本質時謂其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而不言及具體的犯罪對象。因為本質上犯罪行為是對正常社會關系的侵害，因而由此而產生的刑事責任便當然是對此的救濟，即對抽象犯罪客體的救濟。而在民法理論中，侵權行為被視為是一種直接侵害他人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及其利益的違法行為。在此，其行為的本質是對受害人的人身以及財產直接侵害，因而由此而產生的民事責任則自然是對此的救濟，即對具體侵害對象的救濟。[2](P30)
簡言之，刑事責任所救濟的對象是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犯罪客體，這是一種抽象的社會關系；而民事責任所救濟的對象是侵權行為所直接侵害的行為對象，這是具體的人和物。
（2）由于兩種責任所救濟的對象有異，導致其責任性質上的差別。換言之，刑事責任在性質上歸屬于公法責任，其一般由國家直接予以追究和實現；而民事責任在性質上則為純粹的私法責任，是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所應承擔的不利后果，這一點區別于刑事責任是由犯罪人對國家所應承擔的責任。[3]
（3）兩者在救濟目的上也表現出差異。刑事責任設立的目的旨在通過懲罰犯罪分子以達到教育、預防的社會作用。而民事責任設立的直接目的，便是對受害人的補償。雖然民事責任也當然會產生懲罰、預防和教育作用，但其首要和直接的功能是補償受害人的損失。這一點在民法理論中是已達成共識的。[1](P38-40)
（4）兩者的構成要件不同。刑事責任的成立一般以犯罪人的故意為常態，對于過失犯罪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規定為犯罪時，才可以認定為犯罪；而民事責任絕大多數是因過失行為所導致的。
概言之，刑事責任的顯著特點是被告人因犯罪行為而對國家所應承擔的,以懲罰犯罪為主要目的的公法責任；而民事責任則是被告因侵權行為而對受害人所應承擔的補償性質的私法責任。因而，由此而生的當然結論便是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兩不相妨，即在適用上應是并行不悖的。從本質上講，這一認識是合乎立法目的的，立法者制定不同的法律并由此而產生了不同的法律責任。一般而言，這些責任應是相互促進而非相互吞并的。此乃不同部門的法律間協調、配合的當然要求。
既然法釋（2000）47號的規定以及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復》所成立的三個前提都存有疑問，那這一解釋的正當性、合理性當屬有疑。換言之，對這兩個規定及據此而下的裁定的批評就決非是一時的激憤之辭，而是有深刻理據的。
三、賠還是不賠：從公平正義出發
（一）從被害人的角度考察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出，首先有一些犯罪行為會致精神損害的發生，其次刑事責任并不能夠代替民事責任，因而一個當然的結論便是應當允許被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
這一結論不會造成被害人得到兩次賠償的結果。因為如上所述，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是對國家的責任，而民事賠償是對被害人個人的責任，所以刑事責任的承擔不能替代對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同理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同時承擔也不會造成對被害人兩次賠償的問題。
在這里有一種觀點需要予以澄清。即在一些情況下，被害人會拒絕被告的單純金錢賠償，而言：“一定要將他告上法庭”。于此，有論者便將這種情況作為不予精神損害賠償的理由。[2](P160) 著者認為這種理解是錯誤的。且不論這一說法在很多情況下是被害人一時的義憤之辭，單從法理上講，刑事責任（除自訴案件外）追訴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機關不是被害人，因為在刑事領域中直接的“現身”者是國家。換言之，被害人的所言不具法律意義。當然被害人自己自愿放棄精神損害賠償，則是可以的，但這已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二）從被告人的角度考察
因一個犯罪行為而既觸犯了刑法，從而應承擔刑事責任；同時又違反了民法，因而也要承擔民事責任。這種責任的競合，自應歸屬于法條競合。依通說，處理法條競合的原則是擇一行之。
那么，假如要求被告人既要承擔刑事責任又要承擔民事責任是否是對這一原則的違反？
我們認為要求被告人既承擔刑事責任又要承擔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在內的民事責任并不違反法條競合的擇一處理原則。
首先，法條競合擇一處理原則的適用前提是一違法行為事實所涉及的幾個法律條文之間要有相互排斥的關系，即有位階關系、特別關系、補充關系或吸收關系。這一點在民法、民事訴訟法和刑法理論中都是承認的。③然而，犯罪行為所及的刑法與侵權行為所涉的民事法律并無一般與特別，吸收與被吸收的關系。兩者是在不同的層次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因而不能適用法條競合來處理這種跨法行為的責任承擔問題。
其次，從處理法條競合的原則設立的目的看，其設制主要是防止重復責任和雙重補償。而從本文對于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區分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兩者的“聚合”并不會造成所謂的“雙重懲罰”問題。因而要求被告人在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也要背負民事責任，于其并無不公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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