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必新 ]——(2000-1-1) / 已閱14084次
論合議庭職能的強化
江必新
有關審判主體制度的改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強化合議庭的職能有關審判主體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作為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基本任務，強化合議庭職能的問題已提出多年，但司法實踐中，這一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在一些地方，合議庭的職權被非法剝奪；有的地方，合議庭的職權受到庭長、院長、庭務會、審判委員會的嚴重擠壓；有的地方合議庭的職能曾一度得到強化，但不久又被削弱。因此，有必要從理論層面進行深入論證，從操作層面進行深入的對策研討，才能使這一至關重要的改變措施落到實處。
強化合議庭職能的根據及必要性
首先，強化合議庭的職能具有充分的理論依據和法律依據。
強化合議庭的職能是我國審判主體制度所決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行合議制。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簡單的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人民法院審判上訴案件和抗訴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進行。”由此可見，在我國，基本的審判主體是合議庭，而不是獨任法官，更不是其他個人和組織(這種制度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具有合理性)；合議庭是我國最基本的審判組織形式，也是主要的審判主體。
強化合議庭的職能是獨立審判原則所決定的。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原則，是一項重要的憲法原則。法院的獨立審判最終必須通過審判主體的獨立來實現，審判主體如果沒有獨立性，法院的獨立就是一句空話。要實現審判獨立，就必須強化合議庭的職能。
強化合議庭的職能是訴訟的直接言詞原則所決定的。在我國，除在極少數情況下可以不開庭審理以外，原則上實行開庭審理，即是說，直接言詞原則是我國訴訟法的一項重要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是審判必須具有的“聽訟”性質所決定的。這一原則客觀上要求強化合議庭的職能。
強化合議庭的職能也是“審”與“判”的內在關聯性所決定的。審理權與裁判權應當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只審不判或只判不審都不符合審判工作的內在規律。要實現審理權與裁判權的統一，必須強化合議庭的職能。
其次，強化合議庭的職能具有現實的必要性。
合議庭職能的弱化、其他主體對合議庭審判權的侵蝕，所造成的審理權與裁判權的分離、審判人員責任心的削弱或喪失、非理性意見對裁判結果的支配以及違法審判責任無法追究等現象，已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甚至成為司法腐敗的淵藪。
合議庭獨立裁判權的喪失、審判權的分散以及多個裁判主體的重復勞動，使案件不能及時審結，從而降低了審判效率，加大了訴訟成本，增加了當事人的訴累。
可見，強化合議庭的職能不僅天經地義，而且勢在必行。
強化合議庭職能的基本路徑
由于合議庭的職能受著強大的習慣勢力和保守勢力的桎梏，受到來自外部的、內部的各種權力的擠壓和侵蝕，要強化合議庭的職能，必須破除觀念桎梏，束縛侵權之手，理順各種關系，從而為其職能的強化拓展空間、創造條件。
(一)必須破除將法院獨立審判同審判組織和法官獨立審判對立起來的觀念
將法院獨立同審判組織獨立和法官獨立對立起來的觀念，在事實上成了強化合議庭職能的最大思想障礙，也成為有關主體侵犯合議庭職權的堂而皇之的根據。要強化合議庭的職能，必須確立審判組織獨立和法官獨立的觀念。審判組織獨立和法官獨立的根據在于：同西方的司法獨立并不排除法官獨立一樣，中國的審判獨立亦不排除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的獨立；審判獨立必須通過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獨立而實現，沒有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的獨立就沒有審判的獨立；司法公正不僅需要法院的獨立，而且需要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的獨立。
(二)必須理順合議庭同相關主體之間的關系
首先，要理順合議庭與院長、庭長的關系。現實中，庭長、院長對審判工作的組織、協調、指導、監督的職責往往被濃縮或異化為對案件的把關權和對裁判文書的審核簽發權。這種做法，事實上將庭長、院長的管理、監督權變成了不具有正當程序的審批權，變成了個人凌駕于審判組織之上的法外特權。這種做法，不僅容易造成審判職責不清，影響司法效率，而且成為司法腐敗、司法不公的一個源頭。要理順合議庭同庭長、院長的關系，必須逐步取消庭長、院長的審核簽發權或審查把關權，限制院長、庭長對合議庭的組織管理權。院長、庭長對合議庭的組織、管理權應主要體現在：對合議庭形成的組織；對合議庭在審判過程中的幫助和指導；對有關關系的協調。為了防止院長、庭長利用這種組織管理關系進行非法干預，有必要設定以下規則；合議庭一經依法組成，非有法定事由或正當理由不得改變；合議庭的審判活動應當依法運作，院長、庭長的指導不得違反法定程序；院長、庭長對案件的裁判意見對合議庭不具有任何約束力。
其次，要理順合議庭與庭務會的關系。現實中，庭務會不僅討論研究庭內的行政事務，還討論案件，而且庭務會的意見事實上凌駕于合議庭的意見之上。這種做法，不僅與現存法律規范相悖，而且流弊滋甚。要理順合議庭與庭務會的關系，必須取消庭務會討論研究案件的權力，庭務會原則上只就庭內行政事務進行討論和研究，不討論和研究案件。合議庭認為需要就有關法律問題征求意見的，可請求庭長召集有關內行或專家參加的研討會，研討會的結論對合議庭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第三，要理順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關系。院長的提交權必須基于合議庭的提請權；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案件原則上應只限于法律問題；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應當允許合議庭全體成員列席；審判委員會的主持人應當最后發表意見，不得因不同意多數人意見而決定“以后再議”；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應當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討論結論經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方能通過；對審判委員會的決定，合議庭應當執行，但合議庭如有異議可提請審判委員會復議。
(三)必須對相關主體的職權和職責進行合理定位
不對相關主體的職權和職責進行合理的定位，合議庭的職權即使得到強化也會出現反復。
關于庭長與院長的職權與職責的定位問題，可以考慮如下方案：庭長與院長的主要職責是作為法官參與合議庭審理案件并擔任審判長，通過主審案件發揮示范、指導作用；賦予庭長、院長以提請復議權，發揮其管理和監督作用；賦予庭長與院長的在判后的審判監督權，即認為裁判確有錯誤，即可依照法定程序發動再審程序；賦予庭長或院長對庭內或院內日常行政事務的管理權。
關于庭務會的職權與職責的問題，筆者認為，原則上，庭務會只能就庭內的行政事務作出決定，受合議庭之請求，庭務會可以就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進行討論和研究，但庭務會的意見僅供合議庭參考，不能將庭務會的意見凌駕于合議庭之上。
關于審判委員會的職權與職責問題，目前有如下幾種主張：一是認為應當廢除審判委員會(理由是現時審判委員會制度具有審判脫離、暗箱操作、破壞回避制度、議事不規范、難保審判質量、降低合議庭成員的責任心、不利于提高法官素質、無法追究錯案責任等弊端，而且審判委員會所具有的人員組成的非專業性、討論方式的間接性、秘密性是無法克服的弱點)；二是主張分解現時的審判委員會(即各個法院建立數個專業審判委員會，專業審判委員會由各個審判業務庭的專業知識和審判經驗豐富的法官組成，分別討論刑事、民事、經濟、行政案件中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院長或副院長按其專長和分工分別參加各專業委員會并主持會議)，三是保留審判委員會，但應改變其職能(即逐步取消審判委員會決定案件的裁判職能，強化其總結審判經驗、審判監督和指導、行政管理職能，增加審判工作的咨詢職能)；四是認為審判委員會應當保留，但應限制其職權范圍(即限制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案件的職權)；五是認定審判委員會應當保留，且保留現有的職權范圍，但應完善相關制度(有的建議建立審判委員會委員參加或旁聽庭審的制度)。筆者認為，目前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案件的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但總的說來還是利大于弊，而且這些弊端并非不可療救，故至少在目前情況下，審判委員會還應當保留。但一方面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應當有所限制，原則上應當限于疑難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問題(此外，審判委員會還應具有總結審判經驗、研究審判工作對策、決定法律要求由審判委員會決定的事項等職能，最高法院的審判委員會還應當討論通過司法解釋的職能)；另一方面，應當完善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案件的制度(包括審判委員會的組成制度、任期制度、回避制度、合議庭成員報告制度、保密制度、例會制度、議事表決制度、議事記錄簽字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其辦事機構的工作制度等)。
合議庭正確行使職權的條件與保障
要強化合議庭的職權，必須創造條件，確保合議庭能夠正確地行使職權。
必須盡快提高法官的素質。現有法官的整體素質問題是強化合議庭職能的最大制約因素。不盡快提高法官素質，權力即使下放也會收回。要盡快提高法官素質，必須同時采取以下措施：改革法官選任渠道，嚴格法官選任的資格和條件；改進法官選任程序和方法，強化競爭和激勵機制；對現有法官(包括助審法官)進行科學分類，以淘汰現有的不合格的法官；建立科學的法官培訓制度，對現有法官實行定期強制脫產培訓；加強和完善法官交流和輪崗制度，同時注意法官職業的專業化；完善法官倫理規則，建立法官高度自律的機制；等等。
必須進一步完善有關合議庭的制度。有關合議庭的制度是否健全，是合議庭能否公正地履行其職責的重要條件。從目前的情況看，應當完善以下制度：一是合議庭的組成制度；二是合議庭開庭時的分工合作制度；三是評議制度；四是有關審判長、合議庭成員及書記員的職權和職責的制度；等等。此外，為彌補目前法官素質偏低的情況，在限制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之后，可以考慮由五至七名法官組成的大合議庭承擔本審判業務庭的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審理。
必須盡快建立證據規則和法律適用規則。建立完善的證據規則和法律適用規則，是合議庭正確行使職權的重要保障，也是防止法官濫用審判權的重要措施。沒有完善的證據規則和法律適用規則，就無法檢驗法官是否濫用職權，也無法判斷合議庭是否公正地行使審判權。證明規則包括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法庭質證規則、認證規則、證明標準規則、調查取證的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各種證據材料的效力規則等等。法律適用規則包括法律規范的適用范圍規則、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解釋規則、沖突規范的選擇適用規則、自由裁量權的運用規則、法律漏洞的填補規則、適用法律的邏輯規則等等。
必須強化當事人對法官的制約機制。取消“司法長官”對合議庭的監督把關權，決不意味著合議庭不受任何監督和制約。審判權同其他權力一樣，不受監督也必然會發生腐敗。問題是采取何種方式進行監督制約。從審判權的性質而言，從司法公正對審判權的獨立性的極度依賴而言，最有效的監督是當事人的監督，負效應最小的制約是當事人通過訴訟程序所進行的制約。強化當事人的監督和制約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重新配置審判權和訴訟權利，取消或限制法官的某些具有超職權主義性質的權力；增加當事人對法官或合議庭作出的某些對案件的審理結果具有實質性影響的中間決定的抗告權或上訴權；賦予當事人直接對對方當事人進行詢問和質證的權利；等等。
必須強化違法審判責任追究機制。過度的法官責任追究必然傷害法官的公正立場和自由心志，故籠統的“錯案”責任追究是不可取的，這也正是相當一些國家實行所謂司法豁免制度的主要原因。但這并不是說，法官可以免受一切責任追究。沒有適當的違法審判責任追究機制，審判法治和審判紀律就無以強化。當前，必須堅決執行《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和《人民法院審判紀律處分辦法(試行)》，切實加強對審判工作的紀律監督，嚴肅查處各種利用審判職權違法違紀的行為。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