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一 ]——(2005-12-18) / 已閱36666次
社會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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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孤立 社會歧視 社會技能喪失
↓ ↓ ↓
家庭關系 政治權利 社會交往
朋友數目 教育程度 專業技術
參與社會活動的程度 就業 學習能力
社會地位 ↓
↓ 職業范圍
金錢 權力 收 入
道德 知識
1、 社會孤立
家庭結構缺陷和家庭教育失調是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對回歸者而言。其原因意義更為明顯，因為被監禁本身即構成了對家庭的嚴重破壞。據調查1992——1998年4次以上被監禁的上海籍違法犯罪者中44.9%的失去雙親或被遺棄；83.9%的尚未成家，而其中80.8%的人年齡在35周歲以上 。回歸者的家庭關系遭到嚴重消弱；從家庭獲得幫助和慰藉的概率大大低于常人。回歸者參與社會活動的程度是較低的：一方面他們的職業身份不可能提供太多的機會；另一方面，活動的組織者或參與者不愿意接納他們，在有限的社會活動中，回歸者結識朋友的機率相對的少，而朋友中相當部分也是以前的同伙或獄友，請見表四 。
與犯罪人關系密切的朋友狀況 表四 %
初犯 重新犯罪人
沒有受過任何處罰 74.0 44.2
被拘留過 6.7 5.3
被勞教過 2.4 5.3
被判刑過 16.9 45.1
經過若干年的與世隔絕，回歸者的權力、金錢、道德、知識資源更趨于匱乏，如果說犯罪前他們仍有獲得權力的可能的話，那么回歸后這種可能性即完全喪失了，而道德優勢在定罪之時已不復存在。通過金錢或知識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實際上也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受到資金、信任、入學年齡的種種限制。
2、社會歧視
衡量政治權力的指標之一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對絕對大多數回歸者而言，憲法賦予的這項神圣權力，尤其是被選舉權的實現在理論上是成立的，實際上是不成立的。如果說防范回歸者進入公共權力領域（立法、司政、司法）是對國家權力的審慎和為人民負責的話，那么，剝奪其律師執業資格則傳達出這樣的信息：回歸者是不可信任的；“法律強調的是規范和秩序，而不是個人的權利。” 這也能夠部分地解釋回歸者就業困難，職業范圍狹窄，工資水平低的社會事實，見表五 。
犯罪人的職業分布 表五 %
初犯 重新犯罪人
農民 43.2 34.7
工人 16.6 7.4
個體私營業主 15.4 18.2
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 4.2 0
無業者 13.8 34.7
其他 6.8 5.4
P<.01
人的社會身份一般來說是由其所從事的職業性質所確定的。“個人的身份是其他各種不平等的根源” 犯罪人大多是文化程度較低者，監禁等于中斷了正常的教育，而回歸后其謀生的需要比受教育的需求更為迫切，況且年齡的限制，受正規教育的可能性也是較小的。
3、社會技能喪失
在長期監禁生活中，回歸者性格趨于內向、孤僻、不善于、甚至于不習慣于社會交往，而有限的交往能力很可能在遭到拒絕時受到嚴重挫傷。很難想象，身陷囹圄還能獲得良好的專業技術和學習能力（已有研究證明獄內教育實質上一種精神刑罰）。原有的知識技能卻在不斷的被時間沖蝕。本有的社會技能消弱了，新的社會技能的獲得需要合作者——尋求合作者是困難的。
回歸控制政策的權力話語確定了基本的社會語境，也注定了回歸者的生存狀態，傷害回歸者的同時也傷害了自身，控制犯罪的目的制造了產生犯罪的結果。
（二）回歸控制的理由
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相當多的人相信犯罪人是病態的，犯罪常與暴力、詭計、骯臟聯系在一起，罪犯總是那些兇殘、丑惡的他者、異已，甚至是天生犯罪人。對這樣的人，采取不信任態度是理所當然的。回歸者高重犯率的社會事實加強了人們的這種認識，增加了對罪犯的恐懼、憎惡。
回歸者在傷害社會的同時也傷害了自身，他們的犯罪事實為回歸控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三、回歸悖論
貝卡利亞認為：“對大量無關緊要的行為加以禁止，防止不了可能由此產生的犯罪。相反，是在制造新的犯罪，是在隨意解釋那些被隨意宣傳為永恒不變的美德和邪惡” ；“社會控制可能制造犯罪” 這一概然判斷在這里成了當然判斷。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高重犯率直接招致了更加嚴密和自信的回歸控制，重新犯罪導致了回歸控制。回歸控制制造了新的犯罪，新的犯罪又強化了回歸控制。這二者相互作用，互為因果，原因與結果糾纏不清。對回歸者的控制使社會機體遭受更大的破壞，謀求公正的斗爭——犯罪贏來更嚴重的損害。在這一互動關系中兩敗俱傷,雙雙適得其反。
四、控制回歸控制
我們很難回到原初狀態而依據存在時間的先后來確定何者為因,何者為果，而只能依據正義原則要求處于優越地位者首先妥協。
“人類生活的本質特征是其根本性的對話特征” 。認同（Identity）是通過對話實現的，處于權力網絡中的人們，其最為重要的對話對象即是立法者或國家權力的行施者。回歸控制政策正傳達了權力話語的聲音。認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認（Recognition）構成的；不被承認或被扭曲的承認，也會對認同構成顯著影響。“所以，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會遭受實在的傷害和歪曲，如果圍繞他們的人群和社會向他們反射出來的是一幅表現他們自身的狹隘，卑下和令人蔑視的圖像。這就是說，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認能對人造成傷害，成為一種壓迫形式，它能夠把人囚禁在虛假、被扭曲和被貶損的存在方式之中” 。回歸者得不到社會和他人的承認，又難以進行良好的認同，社會給他的標簽上明明寫著“危險分子”的字樣。回歸的自我認同是艱難和痛苦的，一旦他認同了他們被扭曲和被貶損的自我形象，就把自己推向了更危險的境地。
“正義（Justice）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象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 。這是一切文明社會的價值取向。
依據羅爾斯的觀點，正義有兩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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