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躍 ]——(2024-12-8) / 已閱9448次
8.7.1 規則一：如果最初的傷勢并不足以導致被害人死亡；而若沒有最初的傷害，后者也不足以致人死亡。最初的不法行為對死亡“起了作用”，因此，醫生或者被害人后隨的過失介入行為不中斷因果關系。
8.7.1.1醫生的過失介入行為
如果一個行為人對另一個人造成的傷害本身并不致命，但由于不正確的醫治或者缺乏治療而出現發燒或者腐爛，最后發生死亡結果。因為發燒或者腐爛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而受傷又是腐爛的直接原因，因而就是原因的原因（causa causati)，所以，這個人的行為就是殺人行為。
【案例】在R.v.Wall一案中，被告是一個監獄長，他非法鞭打被害人。但是在被送往一家軍隊醫院后，被害人過度飲酒，這雖然是無視禁令，但卻符合這家醫院的一般實踐。飲酒對于他的死亡起了積極的作用。這一死亡仍然被認為是非法鞭打行為的結果。
8.7.1.2被害人的過失介入行為
“被害人不守醫療規則的行為”不是殺人罪控告的辯護理由。如果（被告）給他人造成身體傷害，假若受傷害者接受了適當的外科或者內科醫治，或者假若他對于自已的生活方式保持了應有的謹慎，這種死亡結果就不會發生。如果死亡結果發生了，被告仍然要被認為實施了殺人罪。
Hart還持有另一種觀點：被害人一方的嚴重過失，和醫生方面的嚴重過失一樣，將會在民法和刑法中都能夠否定因果關系，至少在最初傷害不是致命傷害的情況下是這樣。（H. L. A. HART AND TONY HONORE《法律中的因果關系》p322）
8.7.1.3 被害人拒絕治療行為
【案例】1841年在R.v.Holland一案中，被告攔截被害人并對他進行攻擊，惡劣地砍斷他的一個手指頭。外科醫生建議被害人對這個指頭作截除手術，告訴他除非這樣做，否則他的生命將會有巨大的危險：但是被害人拒絕截肢。結果引起感染，最終造成死亡。陪審團裁定被告犯有謀殺罪。Hart認為：對實施一種手術的拒絕在1841年可能表現為雖然固執但并非不合理或者輕率，但在當今，法院則可能會認為不合理或輕率，從而導致原先的因果關系中斷。（H. L. A. HART AND TONY HONORE《法律中的因果關系》P323）
在英美的民事法律上，如果一個工人由于道義勇氣方面的某些缺點，或者是因為他愿意忍受這種殘疾狀態而拒絕治療，那么他的行為就等同于自愿地允許殘疾持續，或者是一種如此“不合理的”或者“不自然的”行為，以至于能夠否定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系。
【案例】R. v. Blaue 一案，被告在死者身上造成四處嚴重的劍傷，其中一處刺穿肺部。死者是耶和華的見證人，并基于這一理由而拒絕輸血，最后導致死亡。但她是知道如不輸血就會死去的。法庭判決被告對死者的死亡承擔責任。判決理由是：死亡的自然原因是失血，而這又是由于劍傷所造成的，而并不是死者。法律政策是：對他人使用暴力的人必須要接受被害人的現狀。（蛋殼腦袋規則的擴展版，不僅要接受被害人特殊體質的現狀，而且要接受被害人信仰現狀）Hart認為：“否能夠合理地期待一個生命處于危險狀態的人去放棄自已堅定的宗教信仰。其答案背定必然是不能。”我認為該判決的精髓在于：你傷害了別人后，還逼迫別人改變宗教信仰，欺人太甚！不去處理或者醫治，就像沒有關掉水龍頭一樣，從與造成傷害或者最初打開水龍頭相同的意義上來說，就不能被稱為是死亡或者溢水的
原因。
8.7.2 規則二：如果醫生或者被害人后隨的過失介入行為能夠不依賴于最初的傷害，而能夠獨立地導致死亡且有重大過失的，那么醫生或者被害人后隨的過失介入行為中斷因果關系。
【案例】被告人用刀將被害人捅成重傷,被害人在醫院經過治療后傷口已經基本愈合,卻仍然在入院八天后死亡。兩名醫學專家證明,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醫生為了抗感染給病人使用了病人過敏的土霉素和大量靜脈滴注液體,而這種措施“明顯是錯誤的”。先前的傷害不是死亡的原因,因為死亡發生前傷口已經基本愈合了。上訴法院采信了醫學專家的證言,認為醫生的行為中斷了傷害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被告人不構成謀殺罪(既遂)。上訴法院的理由是,正常的治療(normal treatment)不影響因果關系的成立,而該案中的治療是不正常的。然而，醫療界人士擔心一旦醫院的治療低于人們期望的“正常標準”,加害者都不會再對死亡結果負責。在這里，我們看到英美法系對因果關系的判斷是取決于價值選擇的，為了保護醫療機構和醫生的執業風險，對于一般醫療事故，醫生的一般過失，即使造成嚴重后果，醫療機構和醫生均不承擔刑事責任，只有在重大過失（不正常治療）時才承擔責任。
【案例】在Peopley.Cook一案中，被告給被害人造成了危險但非致命的傷害，但是由于醫生治療時使用嗎啡過量而立刻導致被害人死亡。中斷先前的因果關系，被告無罪。
如果一個人給他人造成非致命的傷害，而被害人在治療中死亡。如果能夠清楚地表明是醫治而非傷勢是他的死亡原因，那么這個人的行為就不是殺人行為。Perkins指出：不幸的是，在人們的經驗中，不當醫治完全是一種過于常見的現象，因而無法把它看成是反常意義上的那種異常性。“嚴重過失”可能是最準確的表達。許多美國權威人士要求，至少是嚴重過失才能夠中斷因果關系。
8.7.3 規則三：最初不法行為者的行為在當時的環境條件下足以造成死亡結果（致命的），盡管醫生或者被害人后隨的過失可能是加速了死亡的發生。最初的不法行為是“致命的”，因此，醫生或者被害人后隨的過失介入行為不中斷因果關系。
如果最初的傷害能夠致命，那么“嚴重的錯誤醫治”就不能免除最初行為人的責任，因為“受傷者已經沒有任何機會得以康復，因而沒有理由允許證明死亡是由于醫治而造成的”。在刑法中要認定殺人罪，只要被告所做的事情在沒有醫治的情況下能夠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就足夠了，即使事實上死亡是由于重大的醫療失誤所造成的。
【案例】在R．v．Pym一案中，在一場決斗中被告將原告致傷。技能嫻熟的外科醫生作了他們認為有必要的手術，但事實上是不必要的，被害人死去。法院認為證明手術是不必要的事實證據是不能被接受的，被害人的死亡不可歸因或歸責于醫生。
如果一個行為人對另一個人造成的傷害，如果技術高超的醫生都沒有挽救受害人的性命，那這種傷害就是致命的，這個人的行為就屬于殺人行為。
【案例】在R.v.Forrest一案中，被害人由于被告可罰的過失而受傷害并被送往醫院。在醫院他染上敗血病，并導致死亡。他治療所在的病房通風條件不好，如果不是感染敗血病，這一傷勢是不會發生死亡的。被告被認為構成了普通殺人罪，理由是醫生所給予的這種醫療是“出于善意并使用的正常的知識和技能”。
【案例】在Bush v.Commonwealth一案中，最初傷害是非致命的，法院認為，不熟練的治療并不免除已經實施了致命傷害者的責任。
8.8 Hart認為 “自愿”是指他處于這樣的環境之中，有充分的機會去運用他的智力和體能，他也確實是在沒有受到他人壓力的情況下運用了它們。當某人故意地對某一物體實施放火，但沒有完全認識它的易燃性程度時，他的這種認識是否能使他的行為達到否定因果關系的那種自愿程度，這是一個程度問題。Hart承認有的時候，自愿的含義還包括著“公正選擇”的概念，而這又部分地取決于從道德或者法律的觀點看仟么樣的行為在這種環境中被認為是合理的，這就又提出了法律政策問題。要使行為不是自由的這種說法具有正當性，這種選項必須嚴重到么程度？這其中也包括著重要的法律政策問題。（H. L. A. HART AND TONY HONORE《法律中的因果關系》P128）Hart教授歸納概括的英美法系因果關系規則有些是重復的，有些是沖突的，很多都是直接引用判例中的理由或簡單概括出直觀的規則，規則的完備性也不夠，有一搭沒一搭的，東一榔頭西一棒。其實，這是英美法系判例法環境下學者們寫作的特點，不如大陸法系強調體系性和嚴密性，但這不妨礙Hart教授在《法律中的因果關系》一書中闡述了很多精辟獨到的見解。比如，他對穆勒在因果關系學術上的貢獻的挖掘，就是非常深刻獨到的；他對危險理論的批評和對因果關系上刑事政策說的批評都是深刻精辟遠超時代的。下面我們述評一些英美法系其他學者從判例中歸納總結出來的因果關系規則。
8.9英美法系的合理可預見性規則和不合理或不正常規則
8.9.1在英國,合理可預見性規則是上訴法院在處理“驚嚇和逃離案件”中確立的規則。如果介入因素的介入對于被告人來說是可以合理預見的,則不能中斷因果關系,如果是不能預見的,就中斷因果關系。法官Stephenson進一步說明,“如果被害人所做出的行為十分‘愚蠢’或非常意外,造成不僅實際的侵害者沒有預見,而是一般人(reasonable man)都無法預見”,就不能認定因果關系的存在。法官Stuart-Smith指出,陪審團在判斷被害人的反應是否屬于“可以合理預見的反應范圍之內”時,要考慮被害人的相關個人特征。可見英國刑法中的“合理可預見規則”也像大陸法系相當因果關系論那樣分為主觀說、客觀說和折中說。
一般理性人是否能夠預見到一個被非法拘禁的人從十二樓用被單連接起來想降落到地面從而逃脫別人的監視？一般人是否能夠預見到一個從強奸犯那里逃脫出來的女人進入高速公路？上海法院把前者看成是“異常”，一般理性人不可預見，因此非法拘禁人不需要對受害人從十二樓用被單做繩子逃脫時被摔死負責。而美國法院對女人出逃時逃到高速公路上被車撞死不認為是“異常”而是強奸犯或一般理性人應該預料到的，因此強奸犯應該對該女人的死亡負責。可見，一般理性人應該預見到什么，不能預見到什么，其判定標準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缺乏明確標準。“異常”與否的標準也是不清的。盡管在一些案件中，是否異常或是否可預見是能夠達成共識的，但也存在不少案件用可預見性標準或“異常”標準是很難達成共識的。對于這種無法達成共識的案件，法官又必須做出判決，因此，使用刑事政策及其價值選擇作為各種判決的最終理由就出現了。刑事政策是個彈性的理由，有可能當前刑事政策傾向于人權保障，有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刑事政策傾向于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維護。所以，英美法院的判決隨著時間的流逝，經常出現前后矛盾的判決。所謂判例法就是由現法官根據現實的需要和當前的價值觀選擇歷史上最靠近自己觀點的判例作為判決理由。
8.9.2美國法院在反應性介入原因案件中適用不合理或不正常規則。根據介入因素的發生和介入是否合理或者是否正常確定其是否中斷因果關系。美國判例反映了這樣的立場:巧合性介入原因是否中斷因果關系取決于其是否可以預見,可以預見的不中斷因果關系,不可預見的中斷因果關系。反應性介入原因是否中斷因果關系取決于反應是否異常,正常的反應不中斷因果關系,異常的反應中斷因果關系。
【案例】一名女子，在開車經過一個彎道時，突然從外面飛來一個蟲子進了眼睛。她用一只手做出“突然的防衛性動作”，結果失去了對汽車的控制，因而造成了一起車輛相撞事故。（哈姆州高等法院，《新法學周刊》，1975年，第657頁）
【案例】一名女子在晚上以時速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時，突然看見前面10--15米的地方有一只兔子大小的東西，急忙“將車向左打去"并撞上了護路欄，結果造成同行女伴的死亡。
8.9.3 我認為如果把介入原因的不可預測定義為“異常”“不合理”的介入；把介入原因的可預測定義為“正常”“合理”的介入，那么合理可預見性規則和不合理或不正常規則就沒有實質性區別了。英美法系合理可預見性規則和不合理或不正常規則實際上是大陸法系相當因果關系中可預見性規則的變形。美國刑法區別反應性介入和巧合性介入是沒有理論必要了，因為美國刑法并不認為反應性介入都不中斷因果關系，也不認為巧合性介入都中斷因果關系。何況反應性介入和巧合性介入都分為“合理”和“不合理”，“異常”和“正常”，因此區分反應性介入和巧合性介入是沒有理論必要性的。美國刑法區分反應性介入和巧合性介入是這樣思考的：反應性介入一般來說具有可預測性，不能夠中斷因果關系但特殊情形下如果結果異常和不合理，也能夠中斷因果關系；巧合性介入一般情況下不可預測，能夠中斷因果關系但特殊情形下如果結果可預測時不中斷因果關系。這個理論設計搞出了兩套判定規則：合理可預見性規則和不合理或不正常規則，其實，只要把“異常”“不合理”定義為不可預測的，那么實際上也只有一套判定規則：合理可預見規則或不合理或不正常規則，二選一即可。至于把介入因素區分為反應性介入和巧合性介入完全沒有理論意義，一般情形下是否可以預測不重要，關鍵是特殊情形下最終只是依靠可預測性判定標準或依靠不合理或不正常判斷標準，二選一而已。完全應該用奧卡姆剃刀割除反應性介入和巧合性介入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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