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建國 ]——(2007-1-17) / 已閱25891次
黃思明訴中保公司永春支公司以汽車買賣保險未變更而拒絕賠付交通事故人身損害的保險賠償金案
黃建國 蔡鴻銘
[案情]
原告：黃思明、黃泉平。
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
原告黃思明、黃泉平與被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以下簡稱永春保險公司）保險合同糾紛一案，永春縣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經公開開庭審理查明：
閩C /40163號車原系潘應文所有并掛靠于永春縣達埔車隊，潘應文于2001年12月12日向被告投保車輛損失險、第三者責任險等；保險期限自2001年12月13日0時起至2002年12月12日24時止，總計交納保險費5307.6元。2002年3月4日，潘應文與原告黃泉平簽訂一份賣車合約，將該車轉賣給黃泉平，但未辦理過戶手續,亦未告知被告及辦理相關的保險變更批改手續。后黃泉平又與黃思明合伙經營該車，并雇傭駕駛員黃印端。2002年5月10日晚，黃印端駕駛該車發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對方車毀人亡。經交警部門認定，黃印端應負事故的全部責任。事故發生后，原告向被告永春保險公司報案。該公司即派員進行勘查評估定損，并出具機動車輛損失情況確認書及其清單給原告。2002年10月17日,泉州市鯉城區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帶民事判決，由黃思明、黃泉平賠償受害者家屬各項費用共計126518.68元。另該判決又查明認定：案發后，黃思明支付喪葬費3500元給受害者家屬。
為此，黃思明、黃泉平要求永春保險公司理賠。永春保險公司以原告黃思明、黃泉平不具有訴權和保險合同約定的免責條款等為由而拒絕支付。二原告遂于2004年3月2日訴至永春縣人民法院，請求判令永春保險公司支付保險賠償金104014.4元。
[審判]
永春縣法院經審理認為，投保人潘應文與永春保險公司簽訂機動車輛保險合同后，已按合同約定交納保險費5307.6元，雙方簽訂的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實際履行。在保險合同的有效期內，潘應文將該保險車輛及其保險單證等有償轉讓給二原告合伙經營，該保險車輛實際車主——二原告直接對保險合同的第三人承擔了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又永春保險公司已明示不對原投保人、被保險人潘應文理賠，因此該保險合同的賠償請求權依法可由二原告直接行使。被告根據保險條款主張免責，因該免責條款系保險合同的格式條款，內容與合同法、保險法規定的公平與等價有償原則相悖。故被告既不向保險車輛法律上的車主潘應文理賠，又拒絕二原告作為事實上的車主的賠償請求，于法于理不合，其抗辯主張不予支持。二原告的賠償請求依法有據，應予支持。其請求賠償的金額104014.94元（126518.68元+3500元=130018.68元×80%，20%系絕對免賠率），有鯉城法院生效判決的確認和保險合同的約定以及二原告提供的索賠單據等證據佐證，依法予以確認。因此，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永春保險公司支付給二原告保險賠償金104014.94元并承擔本案受理費。
一審宣判后，被告永春保險公司不服，上訴于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稱：1、原審認定“保險條款”是格式條款錯誤，因為該條款是中國保監會制定的；2、保險合同標的轉讓未經雙方同意和未履行告知以及辦理變更繼保合同，屬于無效轉讓等。被告終止合同，拒絕理賠沒有違反相關法律規定，請求撤銷原判，駁回原審原告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以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和理由以及確定是否格式條款應根據合同條款的形式和內容而定為由，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是一起因汽車轉賣保險未更改而引發的保險合同糾紛案。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法律問題。
一、本案原告是否具有保險金賠償請求權
在審判實踐中對此有二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保險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險人雙方協商一致訂立的保險契約。根據債權相對性原則，保險合同只對投保人和保險人雙方具有法律效力，保險合同的保險利益僅限于保險合同約定的被保險人、受益人以及其他特定的第三人。那么根據合同法的規定，合同的變更須經雙方協商一致，合同的轉讓須經對方當事人同意才具有變更和轉讓的法律效力。因此我國《保險法》和中國保監會頒布的《機動車輛保險條款》均對保險合同變更應當通知保險人并辦理變更手續有相應規定。本案的保險合同是投保人潘應文和被告簽訂的，原告并非合同的一方當事人，也非合同約定的被保險人或受益人。潘應文將保險車輛轉賣給原告至今沒有通知保險人并辦理保險變更。不管本案保險車輛的轉賣是屬于保險合同的變更（狹義）或是轉讓，其行為都是無效的，因之原告與本保險合同不存在任何權利義務關系，理所當然地就不具有本案保險金賠償請求權，即不具有訴權。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原告具有保險金賠償的訴訟主體資格。其一，確認訴訟當事人有無程序意義上的訴權，首先應依據程序法規定。那么，根據民訴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規定，原告須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原投保人潘應文將保險車輛及附隨的保險單有償轉讓給本案原告，原告購買該保險車輛雖未辦理過戶登記，但雙方的買賣關系在實質要件上是合法的，且原告已實際占有支配該保險車輛，進而原告又因使用該保險車輛發生了保險合同約定范圍內的保險事故賠償責任，與該保險合同標的有了直接的利害關系，因此也就具備了提起保險金賠償的訴訟主體資格。其二，從實體權利方面看，由于該保險合同標的的轉移導致了保險合同主體的變更，該車附隨的保險利益實際上也應隨之轉移給原告享有。原告是受讓該保險車輛的主體，在事實上具有了保險合同當事人的主體資格。本案中原告已對保險合同的第三人（受害者）承擔了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責任，被告又明確表示不對原投保人潘應文理賠，而潘應文在將保險車輛轉賣給原告后事實上對該車輛已不具有權利義務關系,使得其怠于行使向保險公司索賠的權利,進而原告取得了代位求償權，依法有權直接行使保險合同上的該項賠償請求權。當然，因為本案的保險車輛轉讓未過戶，原投保人潘應文在法律上尚是合法的車主，也應當享有本案保險金賠償請求權。值得一提的是，并非具有保險合同當事人資格的人，才具有保險合同訴訟法律關系的訴訟主體資格。反之，也并非具有保險合同當事人資格的人，就一定具有保險合同訴訟法律關系的訴訟主體資格。例如，本案保險車輛轉賣若已過戶，潘應文就不再享有保險金賠償的訴訟請求權。這就是我們在審判實踐中區分程序意義上的訴權和實體意義上的勝訴權的必要性。
筆者同意后一種觀點。
二、車輛轉賣未過戶與變更保險出了事故誰擔責
這是本案爭議最大的焦點問題。對此在審判實踐中也有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根據我國保險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保險標的的轉讓應當通知保險人，經保險人同意繼續承保后，依法變更合同�！钡诙粭l第二款規定：“變更保險合同的，應當由保險人在原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上批注或者附貼批單，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險人訂立變更的書面協議�！绷頁１O會發布的《機動車輛保險條款》第二十六條、第三十條關于投保人、被保險人義務規定，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保險車輛轉賣、轉讓……，被保險人應當事先書面通知保險人并申請辦理批改，被保險人不履行該義務的，保險人有權拒絕賠償……。根據上述規定，潘應文在與原告進行車輛買賣，依法應辦理車籍過戶才有效，并在保險車輛轉讓給原告后，應當及時通知保險人辦理保險批改手續，或者訂立書面變更協議。但潘應文與原告既未辦理車輛過戶手續，也不按保險合同背書的《機動車輛保險條款》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七條的規定辦理保險變更，顯然違反《機動車車輛管理辦法》和《關于汽車交易市場的暫行規定》的規定和違反保險合同的約定，對于這種既違法又違約的行為，則保險公司有權拒絕承擔保險責任。同時，由于潘應文已將該保險車輛有償轉讓給原告，其對該保險車輛車已再不具有保險利益，原保險合同自然失效。且在發生事故后，法院已確認原投保人潘應文不負賠償責任 ，故被告保險公司也不應對潘應文承擔保險理賠責任。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第一、從法理上講,保險車輛買賣合同和保險合同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但后者是附隨前者，并隨前者的流轉而移轉。根據最高法院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登記手續，但未規定登記生效的，當事人未辦理登記手續不影響合同的效力，但合同標的物所有權及其他物權不能轉移。本案保險車輛買賣未辦理登記過戶,只是不發生車輛所有權轉移的法律后果，而并不影響買賣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由此而產生了法律上的“車主”潘應文和事實上的“車主”即本案原告。因此保險車輛買賣合同的這種履行瘕疵并不影響保險合同的效力和繼續履行。鑒于原告已經成為事上的合法“車主”， 理應享有保險車輛及附隨的保險單所約定的賠償權利。第二、機動車輛保險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財產保險合同，其中第三者責任險屬于強制性保險，其基本特征是保險責任自動產生，即不用投保人和保險人約定，保險責任依法而自動產生、中止或終結；強制保險的保險人不能隨意解除合同和拒絕承擔賠償責任。保險車輛轉讓后，不管保險人是否同意，也不管保險車輛轉讓給誰，保險人都必須繼續承保。從立法目的看，保險法之所以規定汽車轉讓保險要更改，其宗旨是為了便于保險企業對保險車輛的規范管理，防止冒領保險金或騙保，而不在于因此規定而免除保險人的賠償責任。因而保險法雖規定保險車輛買賣保險要更改，但并無規定保險未更改，保險人可以因此解除保險合同或拒絕承擔保險責任。因為保險未更改并沒有增加保險車輛的危險程度從而加重保險人的保險責任。故本案投保人潘應文轉讓保險車輛未辦理保險變更，雖有存在履行保險合同的缺陷，但并不能構成被告免的法定事由。第三、原告與本案交通事故受害者之間的侵權賠償法律關系與原、被告及潘應文之間形成的保險合同關系亦同樣是兩個相互獨立的不同法律關系，二者之間既有區別但又有密切聯系之處。如前者的侵權人（原告以及駕駛員）對事故受害者承擔的是過錯侵權損害的法定賠償責任，屬于侵權之債；而后者則是合同之債，是由當事人約定而產生的，是否賠償，賠償多少，取決于合同的約定，而非法定。因此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地說，保險車輛出了事故，侵權人賠償后，保險人就非賠不可。二者密切聯系之處在于，交通事故人身財產損害結果的客觀存在，卻是保險人承擔理賠責任的先決條件和必然后果。此外，還因為機動車輛保險合同制度創立宗旨在于保護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具有社會公益性和強制性等特點（如新交法第76條的規定就將兩種法律關系連結在一起）。故而，本案保險車輛在保險合同的有效期內，發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死亡和車輛損壞的結果，損失已客觀存在，作為保險人的被告自然應承擔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責任范圍內的理賠義務。
三、保險合同單證載明機動車保險條款是否格式條款，其效力如何認定。
原、被告舉證的投保單和保險單都背書載明《機動車輛保險條款》，其中，第二十三條規定：“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保險車輛轉賣、轉讓、贈送他人、變更用途或增加危險程度，被保險人應當事先書面通知保險人并申請辦理批改。”第二十七條規定：“被保險人不履行本條款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六條規定的義務，保險人有權拒絕賠償或自書面通知之日起解除保險合同；已賠償的，保險人有權追回已付保險賠款。”并載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說明“本投保人茲聲明……同意按本投保單所列內容和機動車輛保險條款以及特別約定向貴公司投機動車輛保險，并對責任免除和被保險人義務條款明確無誤。以此投保單作為訂立保險合同的憑據�！比缟纤龅谋ｋU合同條款內容是否屬于格式條款，其效力又是如何，這也是本案的一個關鍵問題。被告上訴時稱，該條款是中國保監會制定的，不應認定為格式條款。然而，是否屬于格式條款，并不是根據其指定的主體而確定的，而是根據條款的形式和內容而確定的。根據合同法第三十條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以此定義，保險合同是典型的標準合同，其主要表現在保險合同的條款完全由保險人一方事先制定，在統一、規范性、標準化的保險單中列明保險合同的主要條款，投保人只能表示接受或者承認與否，而不能修改、變更合同的條款。而機動車輛保險合同中第三者責任保險又是屬于強制性保險，則投保人只能表示全部接受和同意。于是，根據合同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條規定，采用格式合同條款訂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當遵循公平原則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機動車保險合同系保險人單方提供的格式合同，保險的賠款是其最主要最基本的義務和責任，也是投保人、被保險人最根本最主要的權利。被告以該免責條款約定作為拒絕理賠的依據，顯然有違合同法的公平原則，也是以格式合同條款免除其保險合同的理賠責任，并由此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索賠權利。則本案被告以上述格式條款規定，以車輛轉買保險未變更主張免責，顯然是依據不足。但在這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保險單背面載明的《機動車輛保險條款》是中國保監會發布的規范性文件，其效力相當于行政規章，但又作為保險合同條款內容的組成部分背書于投保單和保險單上，并以如前所述“聲明”方式明確告知投保人。因此出現了法律條款和合同條款“競合”現象。如果法院以格式合同條款為由直接認定上述保險單證背書載明的《機動車輛保險條款》第三十條的規定違法無效，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從法律條款這個層面上來分析，則無異于以司法審判來直接否定部門規章的效力，這又違背了《立法法》的規定。事實上，從1999年4月開始，機動車輛保險單證采用由中國保監會統一監制的車輛保險單證，單證背面印有保監會制定的機動車輛基本保險和附加保險的條款，是為方便被保險人了解保險條款內容，而非作為投保人和保險人約定的違約責任，但各保險公司實際上將其作為合同條款內容與投保人訂立于保險合同中。有鑒于此，本案在審理時將其視為以格式合同條款內容進行認定處理，并認定其與合同法、保險法的公平、等價有償原則相悖而不支持被告的違約免賠的主張。如此以上位法效力優于下位法效力的法律適用原則進行裁判表述，而不在判決書直接表述《機動車輛保險條款》第三十條的規定無效。如此認定可避免產生以審判權代替立法權之嫌。
綜上對機動車輛的保險、買賣、過戶、變更及其發生事故所構成的動態法律關系并結合本案具體法律事實進行綜合分析，本案一、二審判決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