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馬 ]——(2007-9-18) / 已閱8536次
量化的法律——評布萊克《法律的運作行為》
萬馬,西南政法大學2005級法律碩士
布萊克的作品優雅簡明、通俗易懂，正是這樣的原因，筆者一口氣讀完了他的力作《法律的運作行為》。在該書中，“作者試圖建立一個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命題體系，用以在定量分析的層次上說明貫穿于‘社會宇宙’之中的法的運行軌跡。”正如一些責難者對此書的批評一樣，布萊克把常識體系化了，而這正是筆者認為最值得推崇的地方。如果我們把發現空氣、地球引力的人稱為偉大的物理學家，把發現中國人以差序格局為社會交往基本模式的人稱為偉大的社會學家，為什么我們不能把發現法律運作規律的人叫作偉大的法學家？這些偉大的物理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所發現的都是生活中再尋常不過的問題，而這些問題被生活于其中的億萬民眾所忽視，這寥寥幾個發現者被前者奉為天才般膜拜。這些天才們以其行動詔示后人：學問是可以這樣做出來的；我們最好的養料恰恰是我們賴以為生的柴米油鹽和我們踩在腳下的這片熱土。
法律與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社會有著緊密的關聯，法律是否可以跨越文、理學科的鴻溝，與數學攜手共進？這或許是我們不敢想象的問題，布萊克不僅想到了，而且明確、細致地告訴我們法律是如何與數學聯姻的。作為行為的主體，個人只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基本單位，一個原子，法律與行為可以用函數關系來表示。“法律是一個變量。它可以增減，在一種條件下比在另一種條件下要多。”而引起法律的量發生變化的是社會生活中的若干可變方面，它包括：“分層、形態、文化、組織性和社會控制。”下面，筆者將回顧作者是如何闡述這些方面對法律的量產生影響的，法律如何因行為的變化而運作？
“分層是社會生活的縱向方面……廣義的分層就是財富的不平等。”社會因財富分配不均而分成不同的層次。為保持價值中立，作者使用“層次”這一概念，而舍棄了馬克思主義法學慣用詞語“階級”，同時也完全拋棄了道德、目的、效果、歷史等價值預設。作者認為：“假設其他因素不變，犯上的不軌行為是最嚴重的；其次是高等級人們之間的不軌行為；然后是低等級人們之間的不軌行為；最后是對下的不軌行為。法律的量根據以上順序相應減少，這適用于各種法律。”看來，由社會財富不均所導致的人們享有司法福利的不一致不僅僅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過是一句美麗的謊言。如果不能消滅貧富差距，當事人進行了“平等武裝”，并“接近（了）正義”，其結果將實質非正義，程序正義也便成了助紂為虐的工具。法律只能是并將一直會是有錢人的工具。有錢人可以在法律程序中時時、處處表現出優越性：因為交得起起訴訟費用而隨意起訴；因為支付高昂的保釋金而不被羈押；因為賠償受害人而通過辯訴交易獲得減、免刑期；因為有錢所以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源影響法官公正裁判……
“形態是社會生活的橫向方面，是人們相互間關系的分配。”“每種社會生活都有中心、外圍和參與圈。每個人或每個群體都有一個與該中心相關的位置：每個人或群體都或多或少地與社會一體化。”按照社會一體化的程序不同，可以將社會生活中的個人或群體劃分為社會邊緣化的個人或群體和社會一體化的個人或群體兩種類型。法律的量因此可表現為：“社會邊緣化的個人或群體對社會一體化的個人或群體的不軌行為，或稱之為向心不軌，是最嚴重的；其次社會一體化程度相同的人們之間的不軌行為；再次是社會邊緣化的人們之間的不軌行為；最輕的是社會一體化的個人或群體對社會邊緣化的個人或群體的不軌行為，即離心方向的不軌。”借助這種理論,我們或許能通過新的視角理解為什么收容制度在中國施行了那么多年？為什么戒毒所和勞動教養所至今仍在正常運轉？建立城市流浪人口救助站也不過是對邊緣人群予以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對于那些以乞討為生、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來說，大多數的法律與他們幾乎建立不了關系，他們一無財產需要保護，二無尊嚴需要維護，法律對他們只有鐵面無私般冰冷的懲罰。而只有融入社會生活成為某個群體中的一員，才有可能獲得法律的公正對待。一旦處于社會邊緣，要向社會生活的中心靠近，也是極其困難的。每個群體或組織都是相對封閉的集團。擁有和睦的家庭，加入各種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組織，是社會一體化的基本手段。與社會有多么緊密的聯系，在法律上便有多大的優勢。
“文化是社會生活的符號方面，包括對什么是真、善、美的表現。”法律與文化有這樣的關系：“在文化稀少之處，法律亦少；而在文化豐富之處，法律亦繁榮。”“文化差別的幅度與文化距離也能預示并解釋法律的量。”“最嚴重的一種不軌行為是文化較低的人對文化較高的人的侵害，其次是文化程度相當的人之間的侵害，再次是沒有文化的人之間的侵害，最后是比較有文化的人對比較無文化的人的侵害。”受教育程序高的人往往被認為有教養，能遠離法律的制裁，而目不識丁者大多被視為不懂規則者。“任何人，如果他的衣著、談吐、行為方式、思想或其他方面不符合常規，那么他在任一種法律上都會更為軟弱。”那些西裝革履者因此受到更多的關注和尊敬，而奇裝異服、行為怪誕者更容易受到警察的盤問。“法律是政府的社會控制，或者說它是國家和公民的規范性的生活。”如果行為偏離了社會規范，法律便縱身而至。循規蹈矩的生活是獲得法律優勢的簡單做法。不軌行為是法律上的弱點。“最嚴重的不軌行為是不守常規的人或群體對比較守常規者的不軌行為，其次是常規性相同者之間的不軌行為，再次是程度相同的不合常規者之間的不軌行為，最后是守常規的人或群體對常規性較低的人或組織的不軌行為。當其他因素不變時，法律的量按此順序減少。”法律是守舊的，法律因此親睞那些守舊者。法律所期待的理想境界是靜止的社會生活，創新無疑成為法律攻擊的對象。社會的各個領域，無論是行為還是思想，無論是實踐還是學術，那些天才的創造者們總是面臨重重困難和無盡的非議。法律在這個方面變成社會前進的羈絆。
“組織性是社會生活的組合方面，是采取集體行為的能力。”法律的量在組織在個人之間表現為：“在幾種可能性中，個人對組織的不軌行為是最嚴重的，其次嚴重的是組織之間的不軌行為，再次是個人之間的不軌行為，最后是組織對個人的不軌行為。”就當今社會普遍存在的公司這一組織體而言，如果個人侵犯了其財產，可能背負盜竊、損壞公私財物等罪名而負刑事責任，而公司可以以劣質產品騙取個人的錢財，甚至于在侵犯了消費者的生命權、健康權的情況下，只以賠償了事，并不會受到個人會受到的懲罰。無怪乎布萊克在《社會學視野中的司法》一書中極力提倡個人加入社團組織，并以其為后盾來增強訴訟的力量。因此，對于那些背鄉離井、四處漂泊的打工者而言，他們的工資被公司、企業隨意克扣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工會組織仍然只是一種擺設，打工者仍然作為分散的個體，拖欠民工工資的現象將繼續存在，政府的干預也不過是又刮過了一陣風,所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永遠只能是單位任意宰割的對象。這種力量上的不均衡使一方受制于另一方，受制者沒有話語權，統治者能看到的不過是表面化的和諧。
“社會控制是社會生活的規范方面…它規定了什么是應當的：什么是對或錯的，什么是違反、責任、反常或擾亂。法律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法律與其他社會控制（如家庭的、車間的、教會的、學校的、派系集團的等）此消彼長，其他社會控制較強的地方，法律較弱。其他社會控制表現為體面的程度（“體面是一種規范的身份”），法律的量隨體面程度而發生變化：“最嚴重的不軌行為是不體面的一方對體面的一方的不軌行為，其次是體面的人之間的不軌行為，再次是不體面的人之間的不軌行為，最后是體面的人對不體面的人的不軌行為。”犯罪的記錄、精神病史是不體面的表現，因而在法律面前處于劣勢，如此發展下去，劣勢更甚。我們因此懷疑監獄、精神病院是否真的具有矯正的功能，它的存在是否還有其他的意義？刑罰或許真的只不過是一種懲罰的哲學。寬容也許是最好的矯正方式。據此，加強其他社會控制是維持和諧的重要手段，多一所學校便少一所監獄；多一點關愛便少一點犯罪的動機。
通過上述對布文理論脈絡的梳理，我們發現法律的行為如此運作。布萊克在法律與數學之間匪夷所思地建立起了函數關系，法律中心主義再一次經歷拷問。布氏的思維方式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科學沒有邊界，畫地為牢、自我封閉只能禁錮頭腦。社會的進步需要標新立異，需要創新，盡管這會導致法律的量的增加，但“真的勇士，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現實的社會在兩種無政府狀態（即公社型和情勢型）之間徘徊，我們呼喚一個嶄新社會的到來，因為那“將是一個平等的社會，人們專業化了，但又不是可互換的；這是個游牧者的社會，人們既親密又有距離，既同質又多樣化，既是有組織的，又是自治的，名譽和其他地位每天都會變化…它將同時是公社型的和情勢型的。”既然法律的量受非法律因素的左右，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無需法律的秩序。
注釋:
《法律的運作行為》，布萊克著，唐越、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修訂版。文中引號部分如未特別說明均出自該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