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毅 ]——(2008-3-17) / 已閱70342次
（一）監獄經濟的基本涵義
作為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監獄在履行懲罰和改造罪犯職能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個現實問題即罪犯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從監獄這一微觀層面講，已經超出了刑罰執行的范圍，但這一問題本身又與刑罰執行活動存在著內在的聯系。罪犯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不可能脫離監獄及其行刑活動而完全獨立存在。無論哪個時期的監獄，其在履行職能的過程中，都難以回避罪犯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即罪犯勞動問題。
對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一項純粹的經濟活動。而開發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既具有一般經濟活動的共同內容和本質，同時也有它自身的特性。開發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其前提條件是罪犯及其監獄的存在，沒有罪犯及其監獄的存在，也就無所謂罪犯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問題。據此，可以將監獄經濟定義為：與監獄行刑活動相伴而產生，以罪犯為主要勞動力并在其過程中完成對罪犯勞動改造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活動的總和。監獄經濟的核心是監獄生產，監獄經濟的組織主體是監獄企業，而不是監獄，對監獄而言，監獄經濟活動有它的獨特性。監獄經濟的存在、運行和發展，也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講成本和收益，不能提供市場所需要的產品和勞務，監獄經濟就不可能存在和發展。
（二）監獄經濟的主要特點
1、監獄經濟與監獄行刑的融合性。
與一般社會經濟活動相比較，監獄經濟與其最大的區別就在于，監獄經濟活動以監獄的在押犯為主要勞動力。作為勞動者，國家有義務對罪犯勞動力資源加以開發利用。作為罪犯，國家有權利也有義務對其進行懲罰和改造。監獄經濟活動和監獄行刑活動，都離不開罪犯這一共同主體。與罪犯作為特殊勞動者的身份相比較，罪犯作為刑罰懲罰和改造的對象的身份應是根本的，罪犯無權以參加監獄經濟活動為理由，而擺脫監獄對其進行的懲罰和改造活動，任何組織也無權以開發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為理由，而使罪犯脫離監獄行刑活動。在監獄對罪犯執行刑罰和罪犯接受刑罰的前提下，對罪犯勞動力資源進行開發利用這一監獄經濟特殊的活動才能存在。所以，監獄經濟活動與監獄行刑活動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監獄行刑活動直接影響著監獄經濟活動及其效率和效益。
監獄經濟活動與監獄行刑活動之間的關系不同于一般的兩個事物之間的關系。由于罪犯是這兩個活動的共同主體，因此，監獄經濟活動不僅和監獄行刑活動存在著聯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與其融合在一起。依據我國刑事法學原理和有關刑事法律規定，我國監獄對罪犯執行刑罰即監獄行刑，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即懲罰和改造罪犯。剝奪自由是懲罰罪犯的內容之一，除此之外，依法強制有勞動能力的罪犯進行勞動，以及給予罪犯較低的勞動報酬等，也是懲罰罪犯的內容。因此，我國有關刑事法律明確規定，有勞動能力的罪犯應當或必須參加勞動。罪犯在勞動過程中，同樣也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因而，罪犯勞動本身包含著刑罰對罪犯的懲罰性在內。
2、監獄經濟存在的客觀性和運行的相對獨立性。
監獄經濟雖然以罪犯及其監獄的存在為前提，并受監獄行刑的影響和制約，但監獄經濟活動有它的相對獨立性。監獄對罪犯進行懲罰和改造是監獄的基本職能，也是監獄的權利。但是，監獄在行使其權利、履行其職責的過程中，并不能否定對罪犯勞動力資源的開發利用這一客觀要求及其實踐活動。罪犯入監服刑，并不意味著國家必須無條件地為罪犯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按勞分配原則也并不因一個人的法律身份的改變而改變。罪犯需要勞動，罪犯必須勞動，這不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會對罪犯勞動力資源開發利用的必然要求。因此，監獄經濟的存在是客觀的。開發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并不會影響監獄的行刑活動，在服從經濟規律的前提下，它反而會促進監獄行刑活動的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監獄經濟的存在不但是客觀的，而且其運行也是相對獨立的。監獄不能以行刑為借口，直接干涉監獄經濟活動，也不能為監獄經濟活動制造障礙。監獄經濟在運行過程中，要服從市場法則，按經濟規律辦事，這樣，監獄經濟活動才能存在并正常運行。監獄行刑活動雖然會影響監獄經濟活動，但它卻不能改變監獄經濟活動的本質，監獄經濟活動更不能演化為監獄行刑活動。
3、監獄經濟追求效益的雙重性。
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監獄經濟首先必須追求經濟效益。以最小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這是經濟活動的一般性質的內在要求。如果沒有好的經濟效益，監獄經濟就無法存在和發展。同時，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監獄經濟在運行中，也必須追求改造罪犯的社會效益。國家組織罪犯勞動，除了開發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發展監獄經濟，獲取經濟效益，以彌補監獄經費不足的目的之外，另一個目的則是要在勞動過程中實現對罪犯的思想改造。由于監獄經濟活動的勞動力主要是罪犯，如果在其運行過程中不重視甚至放棄改造罪犯的社會效益，那么，監獄經濟將會因缺乏合格勞動力而無法正常運行，監獄經濟也就無法取得好的經濟效益。經濟效益是監獄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改造罪犯的社會效益則是監獄經濟存在和發展的保障。
（三）監獄經濟關系
社會生產都是勞動者為追求一定的經濟利益而結合在一起的一種集體活動。在生產活動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必然要圍繞經濟利益而發生各種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存在及其合理程度，直接影響到生產活動本身的效益，影響到各方經濟利益的實現。
作為一種特殊的經濟活動，監獄經濟在運行中也必然會存在罪犯與國家、監獄（企業）、社會等等間的各種經濟利益關系。根據我國監獄經濟發展的歷史及目前的有關規定，監獄經濟是具有國有性質的經濟成分，監獄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歸國家所有，罪犯雖然也是這部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但他們不能像普通公民那樣實現與這部分生產資料的自愿結合。因此，在監獄生產的運行過程中，從罪犯與國家之間的地位看，不可能是平等的，罪犯不可能成為監獄生產過程中的主人，他們無權行使監獄企業的經營管理權。
----從分配關系來看，對罪犯而言，監獄企業也應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但由于罪犯勞動本身的改造性質，決定了罪犯不可能像普通勞動者那樣，其勞動成果除扣除交給社會的那部分之外，其余成果全部歸自己所有。理論界的主流觀點是，罪犯給社會、他人造成了財產或人身方面的損害，因此，罪犯的勞動成果必須扣除罪犯給社會和他人的損害賠償，剩余的部分才歸犯人所有。
----從交換關系來看，罪犯雖然也存在著與社會的交換關系，但由于罪犯沒有人身自由，罪犯在交換中的權利受到很大的限制，從而不能得到充分的實現。
----從消費關系來看，由于國家與罪犯之間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罪犯的消費完全是為了個人，不具有依附性，也沒有歧視性。而且罪犯本身又是刑罰懲罰和改造的對象，其個人消費與刑罰執行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也內在地決定了罪犯消費在更大程度上具有集體性和保障性。
（四）監獄經濟的產生原因
1、經濟原因。
組織罪犯參加監獄生產勞動，是罪犯生存的必然要求。與普通公民一樣，罪犯也是消費者，為了維持生命的存在，罪犯必然要消耗一定的生活資料，而生活資料只有靠生產勞動才能創造出來。在罪犯的生命得以維持、延續的條件下，才能談到對其的懲罰和改造。那么，罪犯怎樣才能取得生活資料呢？從理論上來說，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罪犯獲得消費品的原則與普通公民一樣，也是按勞分配；另一種情況是國家財政無償提供罪犯的生活費用，即由守法公民向國家交稅來養活違法犯罪者。而后者只能是建立在罪犯拒絕參加勞動、缺乏或喪失勞動能力的基礎之上。但拒絕參加勞動和缺乏勞動能力不是絕對的，國家可依法強制罪犯參加勞動；可通過教育等方法轉變罪犯觀念，使其愿意參加勞動；也可用經濟和政治利益的手段，激勵和刺激罪犯積極主動參加勞動；對缺乏勞動能力的罪犯，可以對其進行教育和培訓，使其具備一定的勞動能力。這樣，通過加強對監獄企業的管理，以及國家給監獄企業提供一定的優惠政策等措施，都可能使監獄企業獲得相應的經濟效益，最終使罪犯通過勞動獲得自己的生存資料。因此，組織罪犯進行勞動即組織監獄生產，從而讓罪犯通過自我勞動來維持自我生存，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是科學合理的，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在罪犯身上的特殊體現。
另外，社會資源的有限性也是監獄經濟產生的經濟原因之一。隨著社會的發展，資源的有限性對經濟的發展構成嚴重的制約。與過去相比，罪犯構成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罪犯年齡普遍較小，文化水平普遍較高，作為掌握著一定知識和技能的罪犯，他們是社會勞動力資源的組成部分，數量也較可觀，對其加以開發利用，是社會的要求，也就成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罪犯雖然是社會經濟的直接或間接破壞者，但還有可能成為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對這些依法集中起來的勞動力資源不加以開發和利用，從純經濟角度看，是對經濟資源的浪費，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也是對法律效率原則即行刑低成本、高效益原則的違背。因為罪犯不僅以失去自由作為接受刑罰的成本，而且它同時也支付了勞動力資源這一成本，不對這一資源加以利用，對罪犯來說就只有成本投入，而沒有經濟收益。作為年齡構成偏低的罪犯群體，他們是社會未來的勞動者，對他們的勞動技能加以培訓，本身就是政府的職責。所以，罪犯本身及其構成發生的內在變化，促使政府不僅要懲罰和改造罪犯，而且要培植、開發和利用罪犯勞動力資源，監獄經濟因此必然產生。
2、社會原因。
人不僅是生物意義上的生命體，而且是社會意義上的生命體，社會性是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之一。人的社會性主要是通過人與人之間感情與物質的交流和交換來體現和實現的，而這種交流和交換及其所形成的社會關系，主要是在社會的生產勞動過程中進行和完成的。
罪犯雖然是被剝奪或限制自由的人，并被囚禁在一定的場所之內，但他們并沒有失去人的社會屬性，而且也不能將其與社會完全隔絕，使其失去人的社會屬性。在罪犯被囚禁、失去一定自由的前提下，其與社會進行交流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渠道，就是監獄生產勞動。監獄企業通過組織罪犯生產勞動，就與社會建立起了直接的聯系，罪犯通過創造物質產品，滿足社會的需要，社會生產的產品也輸入到監獄和監獄企業，使其需要得到滿足。生產勞動作為一個媒介，把罪犯和社會聯系起來，實現了罪犯和社會之間的交流，使罪犯作為人所應有的社會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現。因此，由監獄生產勞動形成的監獄經濟是罪犯在一定程度上擺脫監獄人格，并重新社會化的真正起點和重要途徑。
3、法律原因。
生產勞動既然是人的社會性的要求和體現，是人謀生的手段，那么，在生產勞動過程中，通過人與人的交流，通過人與自然的斗爭，必然會形成對生產組織體內所有成員產生約束作用和普遍認同的觀念、制度和規則。個體對于組織而言，適應這些觀念、制度和規則者得以存在，不適者將被淘汰。為了求得生存，個體必然會不斷地適應組織的要求，為此，它就必須不斷對自己的觀念和行為加以調整。這樣，作為存在于生產組織體內的個人，其觀念和行為必然會發生積極的變化。依據我國刑事法律的規定，監獄不僅要懲罰罪犯，而且要改造罪犯，即要改造罪犯的犯罪思想觀念，矯正罪犯畸形的犯罪心理結構。而生產勞動本身就具有使人的思想觀念和心理結構等發生變化的基本功能。
因此，借助生產勞動這一手段，來實現對罪犯思想觀念等的轉變，就必然成為我國刑事法律改造罪犯的首選方法和途徑。因此，我國現行《監獄法》明確規定“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罪犯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監規紀律，服從管理，接受教育，參加勞動。”
4、政治原因。
我國監獄勞動改造罪犯的理論根據直接引申于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史觀和勞動學一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監獄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國家就是從人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管理機構。當專門從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個強迫他人意志服從暴力的特殊強制機構（即監獄、特殊隊伍及軍隊等等）的特殊集團出現時，國家也就出現了。” 。監獄就是國家憑借強力的后盾，拘束、限制人身自由，實行關押、勞動的場所。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監獄的政治屬性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專政的工具” ，其具有依法監禁和懲罰罪犯，保持國家政局穩定，維護社會安康有序的重要職能。但是，監禁和懲罰罪犯不是社會主義監獄的終極目的，社會主義監獄的終極目的是“改造他們”。要“組織罪犯勞動，從而使罪犯在勞動過程中產生新的需要，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品質，新的語言，形成正確的勞動觀念，養成良好的勞動習慣和勞動態度，學得一定程度的勞動技能，以利于從監獄出來之后重新做人”。
我國監獄作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特殊公共機構，對其所生產的公共產品的最終定位，從政治上講必然設定在通過教育改造進而讓罪犯認同社會主義普遍的價值觀，回歸社會后能積極適應或基本適應主流社會，成為與主流社會相容的人這一層面上來。這就需要我們監獄工作要以不斷提高罪犯改造質量為中心，積極矯正罪犯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把過去危害社會秩序的罪犯鍛造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積極公民。提高罪犯改造質量除了監管懲治和教育轉化手段外，主要依靠勞動改造手段即通過組織監獄經濟生產，在罪犯勞動中改進其思想素質，提高其勞動技能，達到改造罪犯維護社會穩定之目的，這是監獄政治屬性的有效體現。
二、我國監獄經濟及相關體制發展的歷史沿革
監獄經濟是伴隨我國勞動改造罪犯的實踐活動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經濟現象。與其他經濟部門相比，監獄經濟既具有一般社會經濟的共性，又具有服從、服務于改造罪犯的個性特征。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政治體制和刑罰執行制度變化的影響，建國以來我國監獄經濟的發展先后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一） 新中國監獄生產的創建階段
我國的監獄生產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政權就有了監禁反革命分子的監獄，出現了監獄生產的雛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尤其是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成立后，各革命根據地為了關押和改造犯罪分子，先后建立了看守所、勞動感化院、犯人自新所等刑罰機構，開始有組織、有目的地安排罪犯從事生產勞動。1934年，毛澤東同志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就改造罪犯問題指出：“蘇維埃的監獄對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義，即用共產主義精神與勞動紀律去教育犯人，改變犯人犯罪的本質。” 在后來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毛澤東同志又確定了犯人必須參加強制性的生產勞動的原則。抗日戰爭時期，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的各個根據地，根據《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組織條例》的規定，分別建立了監獄、看守所以及相應的管理、教育、勞動制度。由于這時期的監獄大多在農村，監獄生產主要以農業為主，以傭工、小手工業、運輸業為輔。比如晉察冀邊區監獄，1942年關押犯人2000余名，代耕土地2100畝。太行區監獄自種310. 2畝，代耕268. 2畝，開荒180. 6畝，其它513畝，總計1272畝。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和解放區的迅速擴大，監獄生產有了很大發展，而且開始依托城市發展工業項目。比如，1949年西安解放后，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監獄利用偽陜西省第一監獄留下的兩架破舊石印機開始了石印生產，利用接收下來的手銬、腳鐐開始了制釘生產，利用廢銅搞起制造墨盒的銅工生產，利用破棉被作原料進行制鞋生產，修復舊織布機進行紡織生產等等。
我國建國前的監獄生產是在復雜環境和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生產的目的首先是改造罪犯的犯罪惡習，使其養成勞動習慣，學會生產技能。同時也是為了解決監獄自身的困難，爭取監獄經費自給自足，以減輕人民的負擔。盡管建國前監獄生產的條件十分簡陋，生產規模不大，但是就監獄生產為改造罪犯服務的特殊性質和監獄生產的特殊組織管理形式而言，我國建國前的監獄生產已處于監獄經濟的萌芽階段，它為建國后監獄經濟的創立發展積累了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各種不甘心滅亡的反動勢力大肆進行破壞活動，企圖將新生的人民政權扼殺在搖籃中，為了打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中央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的群眾運動。在這場運動中，集中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除少數被判處死刑的以外，絕大部分被判處了徒刑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這一時期，罪犯數量急劇增加，關押場所嚴重不足。國家因財政困難，無力大規模修建監獄，解決罪犯的吃、穿、住問題。為了適應斗爭形勢的需要，中央在1951年5月召開的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上提出：“大批應判徒刑的犯人，是一個很大的勞動力，為了改造他們，為了解決監獄的困難，為了不讓判處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閑飯，必須立即著手組織勞動改造的工作” 。根據中央的指示，由公安部集中統一領導，各地本著“因地制宜，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的原則，開始了大規模地組織勞動改造工作，勞改生產也隨之全面鋪開，相繼建成了一批工廠、農場、礦山，并在短短的時間內形成了較大的生產能力。不僅解決了關押場所緊張和罪犯坐吃閑飯的問題，而且為以后監獄生產大規模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
（二）監獄經濟的形成和發展階段
1、1952年至1956年監獄經濟的形成和全面發展階段。
監獄經濟是在監獄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建國初期，我國的監獄生產已有了相當的規模，它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對此，1952年第一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決議提出：“勞改生產，從政治上看，是屬于改造罪犯成為新人的一項政策；從經濟上看，是屬于國民經濟性質的特殊企業，應列入國家生產建設總計劃內，在各級財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1954年政務院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進一步規定：中央和省、市應當成立勞動改造和生產管理委員會，領導和監督勞動改造生產計劃的實施。勞動改造生產的發展方向是：由省、市集中經營，大力推進農業生產；進行有發展前途的工、礦、窯業生產；組織水利、筑路等建設工程的生產。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監獄生產全面展開，生產場所不斷擴大，并形成了發展大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經濟效益明顯提高。到1956年，監獄生產己形成了農業、工業、礦山、建筑、商業、運輸等門類比較齊全的經濟格局，而且其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己與國民經濟相銜接，從而得到飛速發展。
2、1957年至1965年大規模發展階段。
這一階段，由于黨和國家加強了對監獄經濟的組織領導，中央成立了由薄一波為主任的勞改生產管理委員會，勞改生產劃歸地方國營管理后，地方財委從財力、技術等方面給予了積極扶持，勞改機關大膽使用在押罪犯中的科技人才，排除極左思潮的影響，從而使勞改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突出表現是：農業方面由單純糧食生產發展為糧、棉、油、畜牧、加工等綜合經營，糧食產量增加，經濟效益提高；工業方面，由手工業、加工業、小作坊向鋼鐵、化工、電子、冶金、礦山、紡織、機械等重工業、制造業、能源基礎工業發展，相繼建設了一批改造好、生產好、物質條件和設備好的工業企業，并生產出了一批高、精、尖產品和國家急需產品。到1965年，全國勞改生產工業總產值達17. 6億元，糧食總產量達18. 4億斤，物質基礎大大增強。
3、1966年至1976年在困難中發展階段。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勞改工作也遭到了林彪、“四人幫”的摧殘，全國勞改單位被砍掉一半，農業耕地面積減少了6096畝，固定資產損失20多億元，不少勞改單位一度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生產、基建和物質供應全部納入地方非生產部門，致使基建資金和管理經費無人負責解決，給勞改經濟造成了嚴重困難。但是，各地勞改機關和廣大勞改工作警察懷著對黨和國家高度負責的精神，在“內亂”中堅守崗位，克盡職責，采取各種方式抵制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一方面做好監管改造工作，保證勞改場所的穩定，另一方面，在社會廠礦企業停工停產鬧革命的時候，大力發展勞改生產，為國家提供急需的工、農業產品，在特殊困難的條件下，勞改經濟保持著增長的勢頭。
4、1977年至1992年恢復整頓與發展階段。
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后，我國勞改工作認真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根據中央提出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采取積極措施，恢復和整頓勞改經濟。工業方面，調整生產格局，改善經營管理，向多行業、多門類、多品種、低消耗、高技術含量發展；農業方面，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向優質、高產、高效農業發展，多種經營取得良好效益。這一時期是監獄經濟發展較快的一個時期。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此后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在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勞改經濟堅持改革、開放，從抓內部機制的轉換入手，積極推行承包責任制，擴大企業生產經營自主權，加強橫向經濟聯合，開拓多元化市場，在市場競爭中，取得了積極進展。表現為：企業素質明顯提高，一大批企業被評為省級、國家級先進企業，甚至還出現了一部分科技先導型的企業集團，產品質量躍上一個新臺階，監獄經濟效益呈現快速增長。到1990年，全國監獄年產值達25億元人民幣，約占全國工農業總產值0.8%。
5、1992年至今進入市場經濟艱難發展階段。
進入90年代以來，尤其是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發布后，監獄生產的內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起來的監獄經濟體系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受到了嚴重挑戰，從觀念、體制到經營管理方式都習慣于計劃經濟的監獄企業，在市場競爭面前顯得很不適應，相當多的監獄企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有一部分甚至己經達到崩潰或破產的邊緣，監獄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
（三）我國監獄經濟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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