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英國網絡平臺引發刑事責任的風險主要集中在五個領域：（一）色情信息的傳播；（二）侵犯個人信息或隱私；（三）網絡誹謗或侮辱；（四）侵犯知識產權；（五）違反監管義務或規定。

網絡平臺刑事責任的來源存在差異，以此為標準我們可以將網絡平臺的刑事責任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基于服務所產生的刑事責任，另一類是基于監管所產生的刑事責任。在以上五個領域中，第（二）（三）（四）項屬于第一類，第（五）項屬于第二類，第（一）項涉及嚴重犯罪時，也會引發第二類責任。

就網絡平臺基于服務所產生的刑事責任而言，主要關注的是網絡平臺在非法信息傳播、散布過程中所承擔的角色，普遍確立的原則是網絡平臺基于業務實施之目的所進行的信息傳播、緩存或代存行為，一般不認為是犯罪。構成犯罪通常需要滿足兩個條件：其一是對于信息性質或內容的明知或推定明知，并且在此情形下沒有做出及時處理，如對于非法信息進行超出服務運營所需合理期限的存儲；其二是對非法信息的形成、傳播、發布等活動實施了為正常運營所需之措施以外的附加行為，如對信息進行篩選或修改等。總體而言，就此類刑事責任，立法原意在于限制網絡平臺刑事責任的啟動，從而盡可能保證網絡服務的正常提供。

就網絡平臺基于監管所產生的刑事責任而言，其主要適用的是針對嚴重犯罪的偵查活動，以及對可能引發嚴重犯罪的高風險領域進行管控這兩種情形，網絡平臺的責任來自于未能按照有關規定履行或拒不履行相應的配合義務。以義務履行的方式為標準，又可進一步將其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積極義務，即為配合有權機關需積極采取的措施，如數據存留、解密、配合數據監聽等；另一種是消極義務，即為實現特定公權行為，網絡平臺不得實施特定行為，如在特定案件中，不得向監控對象透漏其數據被相關權力機關提取這一事實。

網絡平臺的刑事責任研究之所以復雜，不僅在于在犯罪領域，基于服務所產生的刑事責任與基于監管所產生的刑事責任有所交叉，還因為該責任的形成、形式、范圍等因素與其他法律部門有所交叉。特別就基于監管所產生的刑事責任而言，與網絡平臺在社會治理和犯罪治理方面所承擔的行政義務聯系緊密。基于此，以下內容主要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集中探討網絡平臺基于服務所引發的刑事責任；第二部分集中探討網絡平臺基于監管所引發的刑事責任；第三部分分析英國當前的網絡監管和犯罪偵查活動中，網絡平臺承擔的義務。

摘自《網絡平臺治理與法律責任》P260-261頁，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內容簡介："網絡平臺的法律責任是本書重點關注的對象，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到，對網絡平臺施加法律責任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營造一個健康有序的網絡空間。網絡平臺法律責任只是網絡空間治理中的環節之一，因此，我們建議應從網絡空間治理的宏觀視角來審視網絡平臺，從對平臺責任的關注過渡到對平臺治理的關注。 在網絡平臺治理機制中，關于網絡平臺經營者的地位與責任的問題，是一個亟需研究的問題。網絡平臺經營者本屬于私人的營利性企業，但是，鑒于其在網絡空間治理中所發揮的作用日益重要，有些學者認為其實際上承擔了公共服務的社會管理職能，處于私人權力主體的地位。由此而帶來的問題是，在傳統的法律建構中，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是相互區分的，公權力主體與私權利主體是兩種不同性質的主體，其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律，承擔不同的義務與責任，在現行法律體系中，除少數有特別法規定的領域外，并無關于對“私權力”主體進行規制的法律。如果我們將網絡平臺經營者與公權力主體相同對待，那就意味著，網絡平臺經營者也應遵守行政法上關于行政程序的嚴格要求并接受司法審查與控制，與此同時，其民事責任也會受到限制；如果我們將網絡平臺經營者繼續看作普通的私人主體，那么，其僅受私法的約束而不受行政法上的正當程序等規則的約束且其所受司法審查的程度很低。 在本文看來，網絡平臺有多種類型，規模大小不一，商業模式不一，對用戶發布的信息或從事的行為的控制能力不一，其在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影響力不一，因此，是否應將其看作是行使公共服務管理職能的企業或學者們所稱的私人權力主體，不可一概而論。另外，關于網絡平臺經營者對用戶的管控能力達到何種程度、其社會影響力達到何種程度，方可使其脫離私主體的地位，而將其作為承擔公共服務管理職能的企業來對待，仍有待深入的研究，這也是我們將在接下來的著作中論述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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