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禮仁 ]——(2010-8-16) / 已閱10963次
婚姻瑕疵糾紛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比較分析
----以兩個不同程序訴訟案例為視角
王禮仁
“婚姻登記瑕疵”不是一個法律概念。但從目前使用的特定語境看，所謂“婚姻登記瑕疵”，就是在婚姻登記中存在程序違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因而，它不屬于婚姻法第10條規定的無效婚姻（又稱絕對無效婚姻）和第11條規定的可撤銷婚姻（又稱相對無效婚姻）。“婚姻登記瑕疵”的范圍很廣，包括他人代理或冒名頂替進行婚姻登記、借用他人名義或身份證登記結婚、使用虛假戶口或虛假姓名登記結婚、因疏忽婚姻姓名登記錯誤、隱瞞真實身份等欺詐結婚、使用虛假證明材料登記結婚、結婚登記手續不完善或證件不齊全、越權管轄婚姻登記，等等。凡是無效婚姻（包括相對無效婚姻）之外的程序違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都屬于“婚姻登記瑕疵”。
實踐中，對于“婚姻登記瑕疵”糾紛，多數是通過行政訴訟撤銷婚姻登記，極少數是通過民事訴訟解決。但無論是通過民事訴訟宣告婚姻無效，還是通過行政訴訟撤銷婚姻登記，都是認為婚姻無效，都是以婚姻登記上姓名為婚姻當事人。那么，這種處理是否正確？“婚姻登記瑕疵”到底應當如何處理？有待研究，下面結合兩個案例具體分析。
一、實例介紹——先看兩個具體案例：
案例1：適用行政訴訟程序處理婚姻瑕疵糾紛案
袁姐與袁妹是一對雙胞胎姐妹（生于1979年9月11日）。2004年8月18日，袁妹與蔣某登記結婚時，袁妹未找到自己身份證就持袁姐的身份證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因袁姐與袁妹是雙胞胎姊妹，長相十分相似，婚姻登記機關沒有發現，便進行婚姻登記。袁妹持上述結婚證與蔣某同居生活。而早在2001年12月25日，袁姐持自己身份證已經與王某登記結婚。
后因袁妹與蔣某感情不和，2010年初，袁妹在百般無奈下，在城區找到一位律師，起訴與蔣某離婚，自己撫養女兒。
在訴訟中，律師發現袁妹所提供的個人信息與其丈夫結婚登記時所提供的信息不相符，袁妹結婚登記時的身份證是其姐姐的。律師得知，袁姐早在2001年便已登記結婚，因其身份證兩次被登記結婚，按現行婚姻法的相應規定，已構成重婚。
律師建議先由袁妹撤回離婚訴訟，改由其姐先行打行政訴訟官司，撤銷袁姐與蔣某的重婚。
袁妹便撤回了離婚訴訟，由其姐作為原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決袁姐與蔣某婚姻無效。法院認為，袁姐進行兩次結婚登記，違反婚姻法的規定，屬于重婚，遂判決袁姐與蔣某的婚姻無效。
案例2：適用民事訴訟程序處理婚姻瑕疵糾紛案
原告劉紅玲與被告趙光武于2004年9月在宜昌市打工期間相識并建立戀愛關系，因劉紅玲未婚先育而沒有達到婚齡，便借用其姐姐劉路英身份證，自己照片與趙光武辦理了結婚登記。之后二人以夫妻名義在宜昌市居住生活。2006年底，被告趙光武外出打工，從此再未與原告聯系。2008年4月21日，劉紅玲憑結婚證在宜昌市婦幼保健院補開了女兒趙寒晶的《出生醫學證明》，該證明上登記的趙寒晶父親為趙光武，母親為“劉路英”。
原告于2009年12月11日劉紅玲向宜昌市點軍區起訴要求與趙光武離婚，子女由本人撫養，并要求法院向民政部門發司法建議, 建議民政部門撤銷其婚姻登記。在審理過程中，承辦法官羅紅軍看過我的《婚姻訴訟前沿理論與審判實務》一書，他認為，此案可以直接在民事訴訟中根據姻成立與不成立理論處理，并就其具體訴訟技術問題與我磋商。我認為，一方面按離婚處理，一方建議撤銷婚姻登記，兩者相互矛盾，而且司法建議也不能成為原告獨立的訴訟請求。我建議通過法院釋明，由原告變更訴訟請求，將婚姻成立與不成立之訴與離婚之訴合并提起，法院合并審理。羅紅軍采納了此建議。通過法院釋明，劉紅玲變更了訴訟請求為：請求法院確認劉紅玲與趙光武存在婚姻關系，劉路英與趙光武不存在婚姻關系，并確認劉紅玲與趙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決劉紅玲與趙光武離婚；女兒趙寒晶由劉紅玲負責監護。被告經依法公告傳喚，逾期未到庭參加訴訟，亦未向法院提交書面答辯狀。
在訴訟期間，經原告申請，法院委托宜昌市公安局刑事技術鑒定處對劉紅玲與趙寒晶作親子鑒定，結論為：趙寒晶與劉紅玲具有親緣關系，血緣關系概率大于99.99%。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點軍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劉紅玲因未達法定婚齡，借用其姐姐劉路英的身份證與被告趙光武辦理結婚登記、后又為其子女辦理出生證明，其行為是錯誤的。但原告劉紅玲與被告趙光武具有共同結婚的合意和行為，且雙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劉路英與趙光武沒有結婚的合意，也沒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實。因此，劉紅玲與被告趙光武的婚姻關系成立，劉路英與趙光武的婚姻關系不成立。現原告劉紅玲與被告趙光武均已達法定婚齡，其婚姻無效的情形已經消失，應當認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趙光武下落不明已兩年有余，雙方夫妻關系名存實亡，故對原告劉紅玲的離婚請求，本院予以支持。出生醫學證明上登記為趙光武與“劉路英”之女趙寒晶與原告劉紅玲的親權關系概率大于99.99%，應認定劉紅玲系趙寒晶生母，劉路英不是趙寒晶生母。遂依法作出如下判決：一、原告劉紅玲與被告趙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劉路英與趙光武的婚姻關系不成立。 二、原告劉紅玲與被告趙光武離婚
三、趙寒晶由原告劉紅玲負責監護。
二、兩個具體案例的訴訟路徑和實體處理法理比較分析
1、從程序上比較
（1）“案例2”運用婚姻成立與不成立之訴解決此案，將婚姻成立與不成立之訴、有效與無效之訴、離婚之訴以及婚姻附帶之訴合并審理，一次性徹底解決糾紛。可以說將相關的婚姻訴訟“一網打盡”，無需重復訴訟，體現了經濟、便捷、高效原則；體現了現代先進司法理念，是能動司法的好典范。這也是“全國婚姻第一判”，具有里程碑意義。
（2）“案例1”則將一事分為三訴，一案辦成三案，拖拉繁瑣，耗時費力。一案辦成三案就是：離婚案（撤訴）；申請宣告婚姻無效案；財產分割和子女撫養案。而且申請宣告婚姻無效案，并沒有真正解決袁妹與蔣某的婚姻效力問題，只是解決了袁姐與蔣某的婚姻效力問題。
2、從實體處理上比較
（1）“案例1”案件處理存在兩個問題
首先，“案例1”法院認為，袁姐進行兩次結婚登記，違反婚姻法的規定，屬于重婚，這個定性是錯誤的。袁姐與蔣某并沒有結婚的合意，也沒有進行結婚登記，更沒有共同生活，婚姻何有？因而，這不是婚姻無效，而是婚姻不成立，即袁姐與蔣某根本不存在婚姻關系，而不是婚姻無效。如果把上述身份被他人冒用認定為婚姻成立，那一個未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豈不是都成為已婚者？一個已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豈不是都成為重婚者，并受到重婚罪的法律追究？袁姐既然屬于重婚，為什么不追究法律責任？袁姐之所以不能追究重婚責任，原因就是定性錯誤。
其二，袁妹與蔣某的婚姻效力到底如何？“案例1”實際上并沒有解決，而是用宣告袁姐與蔣某的婚姻無效，代替處理了袁妹與蔣某的婚姻。這樣處理，在程序上實際上形成了一個“空擋”遺漏現象，使袁妹與蔣某婚姻無法進入實質審理。在實體上，袁妹只是一時找不到自己身份證，為了“救急”，使用了姐姐身份證，因此否認袁妹與蔣某的婚姻成立和效力，沒有法律根據。對此，我在《婚姻訴訟前沿理論與審判實務》一書有詳細論述，2010年《人民司法》（應用）11期也有介紹，在此不再贅述。
（2）“案例2”運用婚姻成立與不成立之訴解決案件比較圓滿、科學。
首先，“案例2”判決劉路英與趙光武的婚姻關系不成立，而不是無效，這比“案例1”準確。
其二，“案例2”判決原告劉紅玲與被告趙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是正確的；
其三，“案例2”運用婚姻成立與不成立之訴，在一案中解決了劉紅玲、劉路英與被告趙光武的婚姻效力問題，并同時解決劉紅玲與被告趙光武離婚等，案件處理的很完美。
這里對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問題，要作一個特別強調和說明。由于婚姻關系案件涉及公益，在婚姻有效與無效、成立或不成立以及是否撤銷婚姻之訴中,均可能影響夫妻以外第三人之權益, 這當然不能使婚姻關系因人而異其效力。因而，婚姻關系案件不僅以一次解決為原則,而且其判決具有對世效力。也就是說，婚姻關系案件的判決，具有既判力擴張的特點，即擴張其效力范圍, 對于第三人亦有拘束力。這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民事訴訟法中有明確規定。如《日本人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就婚姻無效或撤銷、離婚或其撤銷之訴作出的判決對第三人亦發生效力。《德國人事訴訟法》第640條之8規定，“判決在當事人生存時確定的，該判決為一切人并對一切人均生效力。”我國臺灣地區的民事訴訟法第 582 條規定:“就婚姻無效、撤銷婚姻或確認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訴所為之判決，對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就本案而言，劉路英雖然沒有參加訴訟，劉紅玲與趙光武的婚姻效力的認定和判決，直接涉及到她（劉路英）與趙光武的婚姻效力問題。在判決確認劉紅玲與趙光武的婚姻成立時，劉路英與趙光武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決效力對劉路英有拘束力。劉路英不得另行主張與趙光武的婚姻成立，也無需主張與趙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民政局可以根據法院生效判決，在原婚姻登記檔案中注明真正的結婚人是“劉紅玲”，并將判決書存檔。這樣也不會影響“劉路英”的結婚問題。
三、婚姻瑕疵糾紛訴訟路徑之選擇
通過上述兩個案件比較，不難知道，婚姻瑕疵糾紛應當選擇民事訴訟之路徑。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民事訴訟中不直接處理婚姻瑕疵糾紛的現象還相當普遍。
比如，王某與陳某系叔嫂關系。2004年6月28日，原告王某與陳某的哥哥在當地民政部門登記結婚，因陳某的哥哥當時無身份證，故借用陳某的身份證與王某辦理了結婚登記手續并領取了結婚證(結婚證上的身份信息是陳某的，但照片是陳某哥哥的)。王某在得知該行為違法后，于2008年1月28日訴至安徽省寧國市人民法院，請求法院依法判令王某與陳某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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