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旭 ]——(2005-10-7) / 已閱45815次
六、結語
綜觀中國古代物證技術的發展歷史，筆者認為，其發展主要受到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一、自然科學技術的落后，人類對社會的認識不足。物證技術作為一門科學技術，要結合物理 、化學、生物、心理學等各學科的知識，在對物證的發現、提取、檢驗和鑒定中加以運用，方能更可靠地提供證據、線索，更真實地再現案件經過。但古代自然科學的落后，物證技術自然不可能發達，往往先在個案中嘗試性地加以運用。由于中國古代醫學發達，在司法審判中結合醫學知識產生了古代法醫學，形成了以法醫鑒定為主要的物證技術。
二、各個朝代的法制思想對物證技術的發展起了主導作用，自漢朝時，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臺，“禮法并用”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時期，一直影響著其法制思想，“春秋決獄”、“論心定罪”使的司法審判強調人的主觀善惡 ，也使得中國古代司法審判工作一直注重口供 ，往往輕視物證。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物證技術的落后，不能得到足夠的證據，只好通過向犯罪嫌疑人刑訊的方式得到證據。反過來，這對物證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過分重視口供，自然就不能使人們對物證引起足夠的重視，也使的物證技術的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倒退。
三、各個朝代對口供的態度對物證技術的發展起了直接作用。由于自然科學的落后，審判者更注重言詞證據，加以心理學的常識，產生了“五聽”原則，注重嫌疑人的心理變化。從漢以來一直重口供輕物證，直到宋朝鄭克才提出“重物證輕口供”的觀念。至此，物證技術在宋朝也得以突飛猛進的發展，達到歷史最高峰。但明清時期，審判者又忽視物證，更加注重口供，加以諸如腐敗、貪污等因素的影響，物證技術最終沒落。
四、審判人員、檢驗人員責任的刑事法律化也促進了物證技術的發展。早在西周就有“五過”制度，“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49）該制度在各朝代得以沿用。秦朝時期，又出現了對檢驗人員責任的規定，并在唐朝出現了以刑法制裁那些違反檢驗制度的檢驗人員。以后歷代都在唐朝的基礎之上進一步規范化。
中國古代的物證技術在歷史上有著輝煌的成就，至今某些技術、理念對當代的物證技術仍然具有指導意義，沿用至今。古代物證技術依然存有很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參考文獻：
(1)、（2）《左傳·昭公六年》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23、27
（3）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30
（4）參見 《中國法制史》李玉主編，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3.7 P.184
（5）參見 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6）《禮記·王制》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3
（7）參見 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8）《周公·秋官·質人》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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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公·秋官·朝士》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1
（11）《周公·秋官·小宰》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41
（12）《睡虎地秦墓竹簡 》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4頁 轉引自 閔銀龍 王立民 《論中國古代法醫學的領先地位》
（13）《睡虎地秦墓竹簡 》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頁 轉引自 閔銀龍 王立民 《論中國古代法醫學的領先地位》
（1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4頁 轉引自 閔銀龍 王立民 《論中國古代法醫學的領先地位》
（15）《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P268 轉引自 殷嘯虎 《中國古代司法鑒定的運用以及制度化的發展》
（16）參見 王傳道 《我國的物證技術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17）《睡虎地秦墓竹簡》 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6頁 轉引自 閔銀龍 王立民 《論中國古代法醫學的領先地位》
（18）《楚秦刑事訴訟證據比較研究》 劉玉堂 賈濟東
（19）《鹽鐵論·刑德》 轉引自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4
（20）《太平御覽》 引《漢趙記》 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轉引自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5
（21） 《晉書·刑法志》轉引自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1
（22）《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1——132
（23）沈大路 《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24）《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63
（25）《太平御覽》 卷六三九 引《后周書》 轉引自：《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34
（26）參見中國古代的法醫 http://www.cnread.net/cnread1/xdwx/y/yeyonglie/byzt/001.htm
（27）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28）桂萬榮編著 《棠陰比事選》，群眾出版社，P59 轉引自：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29）沈大路《中國司法鑒定的古代史》 刊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8月第10卷第4期
（30）參見 《中國法制史》 朱勇主編 法律出版社 1999.9 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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