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衛民 ]——(2001-5-19) / 已閱21312次
對于如何改革法院制度，有著不同的思路，對此有必要加以論述，尤其有必要對外發式、激進型的思路加以探討。
人們基本上傾向于同意下述判斷：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是一個現代化的歷史，它是作為近代世界性的現代化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發生的。因此，它不完全是中國社會自身自然演化的結果。中國的現代化是中華民族在生死存亡關頭為救亡圖存而作出的自我選擇，它沒有更多的時間來嘗試內生式、漸進型的現代化路徑。所以，中國的法治現代化過程也就蘊含著一定程度的外發式、激進型的特點，“變法”是自清朝末年以來一直纏繞在仁人志士心中的一個復雜情結。但是，強調通過“變”來建設法治本身不是沒有任何問題。正如北大教授朱蘇力所指出的：假如我們可以確定我們關于建立現代中國法治的知識是完全的，或者假定外國的法治經驗已經窮盡所有有關的知識，或者假定建立法治所要的具體的信息可以某種方式匯合到一個大腦或一個中央權威機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說“設計”或“建議”現代法治并非難事，只需按圖索驥，演繹成章。然而所有這些假定都是不能成立的。由于任何法治建設的規劃都不可能窮盡關于一個社會中法律活動的全部信息或知識，所以我們不可能僅僅依據我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或現有的理論來規劃、建立一個能有效運作的現代法治。法院制度的變革也是如此，由于未來中國社會中現代法院制度的形成及其運作需要大量具體的、具有中國地方性特色的知識，所以，我們不能完全借鑒西方經驗，不能完全以較為急切的心情來構造一個與今天的模式相差很大的法院體系，過于倉促和動作過大的法院制度改革，無論經過何等精密程度的設計和安排，都必定具有超越至少是普通人掌握和預測能力之外，都可能破壞普通人基于對歷史的記憶而建立起來的對社會沖突有效解決的預期。
此外，由于中國市場經濟建設呈現出不同于域外的特色，當代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盡管不完全是）一種自上而下推進的改革，所以中國的法治建設亦應該有不同于域外的思路，承認政府運用強制力規制經濟和社會是有現實意義的。采取一種與漸進型轉型相區別的“政府推進型”法院制度現代化模式并非毫無合理性。只是我們以前多少有些過分地強調了這種改革路徑，在度的把握上失衡。在未來的中國法院現代化建設中，強調以漸進型、內生式的改革思路對外發性、激進式做法作出限定，恐怕是較為重要的。
回應上述論析，我們可以建構關于法院制度現代化之改革立場：
１．司法獨立的加強
在司法獨立已經有所建立的基礎上，還應進一步改革，尤其通過下列方面的改革，建構比較完整與國際接軌的獨立審判機制。
加強外部獨立。應當明確法官獨立的基本含義是法官除法律、事實之外，不應考慮，不應受到任何干預。因此，可以明確規定法官審判案件只服從法律，不應受到其它干預。
內部獨立的加強。顯然，從保障司法獨立的角度，從保障現代審判制度順暢運作的角度出發，都有必要加強內部獨立，賦予合議庭以獨立審判權力。
獨立審判保障機制的確立。法院的人事權受地方控制，法院整體運作也就不具備強有力的持久且不受外界牽制的支撐條件。因此，盡管立法上給予一定獨立，且明確允許的干預甚少，但考慮到種種實際因素，法官作出決策自難避免干擾。所以，應將司法直屬中央，將政府決定法院財政改為全國人大決定財政，且人大應提供充足財政經費，以避免因財政問題而受制于各方尤其是政府。法院的人事權應也交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決定，且應明確規定法官任職的終身制，不可撤換制。即或撤換，都應以構成犯罪或身體健康狀況為條件，否則應交由專門設立的有法官和各界人士參加的紀律懲戒法院（委員會）依司法性質的程序來決定。
２．功能的擴展
法院的基本功能是解決紛爭，但其又絕不止于此。現代法院的功能由這一基本項又有多重延伸。對此，法國學者福柯有極其深刻的見解：“無論是有罪還是無罪的判決都不再僅只是一項針對罪行的判決和實施刑罰的決定，它還包含著對正常狀態的評定和對可能正常化前景的技術性預測。今天的審判者，無論是法官還是陪審員，當然就不只是在‘判案’了。”功能的擴展和干預面的拓寬也是未來中國法院制度變革的一個方向。
其一，社會干預的擴大與加深。二十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轉型，社會關系由典型的“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矛盾與沖突日益增多，當然這并不等于壞事，因為這可能恰恰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和活躍。所以，不管制度設計者自覺還是不自覺，大量的糾紛都需要解決，且在傳統糾紛解決體系和社會治理方式趨于失效之際，不少案件涌向法院。這自然意味著法院作用范圍的擴大。但畢竟從制度上加以設計更為理性。適應社會發展趨勢，應當明確由法院處理具備其它手段、方式所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公正性、程序性，可以使糾紛當事人通過充分發言將情緒與意見在法律允可范圍與方式方面予以發泄。
尤其要指出，復雜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都可轉化為法律問題，并隨時間逐漸降溫，經由理性程序使當事人的思維趨于理性化，即使敗訴也不至于采取極端行動。司法這一獨特的將問題處理“正當化”的作用為其它方式尤其行政方法所不能比擬。所以，通過讓盡可能多的適宜用司法方式處理的糾紛處理權賦予法院，能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司法最終解決”原則應當成為設計中國糾紛解決體系與社會治理模式的重要準則。法院應當成為糾紛解決體系中最為權威、最為主要的機構，相應其它司法機關包括公安、檢察機關的體制性地位應予審視與反思。可否借鑒國外做法，實行大司法部制度值得探討。
其二，權力制約功能的真正發揮與切實加強。一方面，已為立法所確立的對行政機關的制約功能要真正發揮，改變目前的行政審判案件數量甚少的局面。另一方面，從國家政制長遠合理性考慮，法院對地方政權機關的制約功能似應考慮，以保障統一的市場經濟體系的孕育與發展；而從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考慮，職能的適當分工與制約亦未嘗不可，所以司法對立法活動依據憲法進行審查（當然也可專設憲法法院），可以探討。
其三，公共政策功能的建立與發揮。中國法院只是一個重要但地位相對邊緣化的機構。然而，從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看，既然權力制約都屬必要，那么法院在解決各種糾紛時，當遇到立法與行政所未涉及或涉及甚少的事宜，顯然不能拒絕審判。相反，基于法律與事實考慮，作出自己的判斷，應是法院職責。由此，法院事實上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審判案件包括新類型案件，形成判斷，參與公共事宜的決策。
３．程序法制與程序意識的加強
伯爾曼曾經指出，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規則，它是在進行立法、判決、執法和立約的活生生的人，它是分配權利與義務，并據以解決紛爭，創造合作關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對法律的程序意義有清醒認識的不獨于法學界，而且包括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界，我國著名學者李澤厚、劉再復在《世界新夢》中認為，中國幾十年最大的問題是缺乏程序，革命強調的是打破程序重實質與內容，認為程序只是形式。其實程序法非常重要，民主也正是一種理性程序。以人文學者敏銳眼光認識到的問題的確是中國法院制度傳統色彩最為濃厚的一個方面。在現代社會的法院體系中，任何法官即使道德上無可挑剔，同時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超過一般人的知識能力，他也無力完全憑自己的經驗、知識和智慧明察秋毫地解決現代社會中的復雜案件，甚至會好心辦壞事。在這種情況下，在法院體系中強調司法人員必須依據一系列程序和規則來辨識、確定和分配責任。這些程序和規則在一個意義上，是對國家司法權力的制約，即防止權力濫用和出現錯誤，這是現代法治的基本意蘊；在另一個意義上也是對法院權力運作的引導和支持，是司法權力正當化和合作化的一個機制和過程。所以，樹立程序意識，明確民主政治就是程序政治，程序具有實體法所不能替代的重要功能與價值，從而建構公正、合理的程序法，明確并追究違反程序的行為，應當成為未來法院制度的方向。當然，從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出發，合理的程序自然應當是一種高效的程序。
４．司法的職業化應當完成
司法本身的獨特性應得到認可并確立。換言之，法律推理的獨特性應當認可為司法工作不同于其它活動尤其是立法、行政活動的標志。這給現代社會中的法官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他必須是富有技巧、能夠理解社會政策和掌握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實踐理性知識的人。法官應當從規范文本出發卻又并不完全受制于文本，其在尊重各種論據的等級順序的基礎上通過能動活動揭示法律條文的語言爭議，從而形成一系列司法規則。這樣一種案件處理方式，與其說是審理和裁決，不如說是一種調整，即精心設計和及時修正那些為實現法律目的所需要的政策的過程。基于這種司法的技藝性和獨特性，無論法官、檢察官還是律師、法學家都應當成為具有一體化色彩的職業集團成員，彼此應當交流包括人員交流，相反，沒有掌握這種獨特技術的人士不能進入這一集團，也不允許擔任法官。法律知識與經驗應當成為擔任法官必不可少的重要條件與標準。不具備這種條件的人員不能充當法官，更不能擔任高級法官。惟有如此，司法之品質方能維持，司法形象也才能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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