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黨國印 ]——(2001-6-12) / 已閱46073次
2 結構轉變時期鄉村民主政治能獨立發展嗎？
能否在全社會民主政治發育不足的背景下，率先發展鄉村社會的民主政治？迄今為止，尚無歷史經驗證明這種可能性。成功的政治制度變革走的是與此相反的道路，并且，選舉權大體上隨著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而逐步擴大。一般而言，鄉村很難產生推動全社會政治變革的力量。我們對中國鄉村民主自治的意義及前景不宜過分樂觀。
第一，按照本文的分析，民主政治是傳統鄉村社會開始解體后產生的需要，但傳統鄉村社會只是整個傳統社會的一部分，而在整個處于轉變時期的社會中，鄉村社會的轉變最慢，所以，鄉村社會以外的市民社會或工業社會應該更早地、更強烈地產生出民主政治需求，也就是說，鄉村社會的民主政治應在工業社會之后發生。
第二，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必然是社會集團利益關系的調整過程，這種調整即使不引起大的社會動亂，也會因利益摩擦而不斷出現社會集團之間的僵持和對立。通常，借助社會經濟結構轉變而獲利最大的集團，也是政治對話中力量最強的集團，并且也往往是對民主政治需求最強烈的集團。從歷史的經驗看，這樣的集團是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而不是普通農民階層。經濟力量弱小、分散的農民無論怎么看都不會成為推動民主政治的主要動力。在傳統鄉村社會解體不徹底的情況下，普通農民還有可能成為反對民主的力量。 1793 ～ 1796 年間，法國旺代省就發生了農民的反革命暴亂，農民在暴亂中高呼口號 " 還我國王 " 、 " 國王和上帝萬歲 "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資產階級，他們的領袖是教區牧師（摩爾， 1966 年， 75 ～ 85 頁 ) 。恩格斯在評價拿破侖時也曾這樣說：由于拿破侖采取了解放農民的措施，引起了農民的不滿（ 1846 年，《全集》 2 卷， 636 頁 ) 。中國近現代史上類似情形也不少見。
第三，按照我們的分析，鄉村居民在其經濟活動突破鄉村社區范圍以后，遇到新的 " 不確定性 " ，才需要民主政治來提供秩序和安全，以克服這種不確定性。所以，與其說鄉村居民對民主政治的需求發生在鄉村社區之內，不如說發生在鄉村社區之外。鄉村民主政治一開始就是全社會民主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可能獨立存在于鄉村社區內部。
當然，理論分析與歷史經驗有時未必一定能與現實相對應。鄉村社會或許未必一定是民主的陽光最后抵達的地方，如果有政治家的政治藝術的高超發揮，民主政治的發展程序（在不違背基本規律的情況下）或許會出現變通。對此，我們很難進行預測。
3 民主政治的發展：在政治規律與政治技巧之間運籌帷幄
在社會處于劇烈的轉型時期，經濟利益關系會發生重大調整，并相應產生政治結構變化的要求。 " 欠發達國家的大幅度經濟增長可能需要在現有的物質技術，甚至在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方面作出較大的改變 ...... 對于今天大多數欠發達國家來說，看來很有可能的是，它們還要為建立與充分的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有效的政治體制進行長期的試驗性斗爭 " （庫茲涅茨， 1973 ， 287 頁）。
庫茲涅茨所說的 " 有效的政治體制 " 當然是指現代政治體制。羅伯特· E ·沃德和拉斯托提出了現代政治體制的特征：高度差異和功能專門化的政府組織體制；政府結構內部高度一體化；理性的和世俗化的政治決策體制；政治決策和行政決策的數量多、范圍廣、效率高；人們對本國的歷史、領土和民族性有廣泛和有效的認同；人們有廣泛的興趣積極參與政治體制，雖然他們未必參與決策；政治角色的分配是根據個人成就，而不是依據歸屬關系；司法和制定條例主要是以世俗的和非特指某一個人的法律制度為基礎。亨廷頓的概括是：現代政治體制的特征是： " 理性化的權威，差異性的結構，大眾的參與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種能夠實現廣泛目標的能力 " （ S.P. 亨廷頓， 1996 ， 44 頁）。
亨廷頓的這幾項概括，每一項都很不容易實現。理性化權威的形成意味著人們關于合法性的觀念發生改變，有可能動搖人們對既定權威結構的認同，導致統一意識形態的瓦解。差異性結構的形成意味著職業化的政治家和官僚機構控制社會，而這種控制需要建立在社會的廣泛認同的基礎上，達成這種認同將需要一個長期過程。大眾參與更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大眾以什么樣的方式參與，以什么樣的組織形態為基礎，既與社會變革的程度有關，也與許多不可預測的因素有關，其中充滿著很多不確定因素。
過速調整政治結構可能會帶來巨大政治風險。從社會功利主義出發，我們可以理解杰出的政治家強調社會穩定的意義。 " 一些經濟群體過去存在的相對地位如果持續地處于動蕩之中，便孕育著沖突 -- 盡管各個群體的絕對收入和絕對產量都有所上升。在某種情況下這樣的沖突會導致公開的內戰，美國內戰就是明顯的例子。 "" 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價的情況下解決這種沖突，現代經濟增長才有可能實現。 " （庫茲涅茨， 1973 ， 279 ～ 280 頁）
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必以經濟改革為先導，這幾乎被證明是一種規律。薩繆爾森在對當代主要國家的社會變遷發表評論時指出： " 戈爾巴喬夫也許犯了個錯誤，他最先開始自由化的是公民權利，或許他應當從經濟層次開始（如中國那樣）， ...... 。無論如何，我覺得如果他從經濟層次開始自由化改革，漸次導致文化變遷，然后進入政治層次，結局便會很不一樣。智利是這樣做的。 " （汪丁丁， 1998 ）
在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過程中，由不適當的政治改革操作而產生的政治改革失敗，最有可能發生在鄉村社會，并引發全社會的動蕩（黨國印， 1996 ； 1997 ； 1998 ）。在遵從政治變革規律的前提下如何進行政治改革操作是一種政治技巧，但對此進行討論已不是本文的任務。
4 推論：中國鄉村政治改革的趨勢
事實上，中國在 1978 年以后又開始了一場新的鄉村社會動員運動。這場運動的經濟內涵是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推廣，而政治內涵則是鄉村民主自治選舉的實行。對于后一變化的前景在目前很難進行準確的分析與預測；對政治發展的預測常常容易發生錯誤，亨廷頓就犯了不少這種錯誤。但通過以上的理論分析，我們還是可以討論一些問題。
在中國鄉村民主自治制度推行以前，鄉村領導人的合法性是通過上一級政府的任命而確立的。在社會轉型時期，這種合法性獲得方式已經過時，社會產生了對民主政治的需求，對此我們已經作出了分析。由于中國的現實情況，鄉村民主政治的發展或許會有下述特點：
第一，我國鄉村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東部發達地區部分農村的經濟社會結構發生較大變化，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開放性社會。這些地區的鄉村居民對民主政治有強烈需求，并對更高一級的鄉政府領導人的選舉表現出強烈的政治關注。這本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題中應有之意。在大部分落后農村地區，由于其社會經濟的封閉性，農民對民主政治并沒有強烈需求。這些農村地區的民主選舉活動容易受到上級政府的干預，民主選舉制度形同虛設。這些地區的某些鄉村可以有組織良好的民主選舉活動，甚至可以選出好的領導人，但這種情形對某個上級領導人的個人素質有很大依賴性，因而具有偶然性。
第二，就整體而言，鄉村民主選舉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政治事件，無論村民還是政府都對于民主政治的知識極其缺乏，許多技術性的工作也需要逐步掌握，因此，鄉村民主政治的發展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將是很不規范的。就眼下而言，對大部分落后鄉村的民主自治制度不能估計過高。政府干預選舉將是普遍現象；因為賄選成本低廉，金錢政治將廣泛存在；家族勢力乃至地方惡勢力也容易影響選舉活動。
第三，鄉村社會新崛起的富人階層對民主政治有著最強烈的需求。一是因為他們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使他們有可能過問政治，二是他們所從事的市場活動需要穩定的政治規則來降低不確定性，以保證投資獲利的穩定預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確定性的制度。新崛起的富人階層購買 " 黨票 " ，進行賄選，組織幫派，積極尋求實際掌握政治權力。由于地方財政等實際利益的驅使，許多地方政府也樂意富人階層進入基層政府。這種富人政治及其伴隨的某些不良現象，是實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現象，并不奇怪。如果政策調整得當，鄉村富人階層可以成為推進鄉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第四，農村經濟發展所引起的人口變動對我國農村民主政治發展將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普遍規律是，隨著經濟發展，農民將遷居萬人左右以上的小城鎮和大中城市，傳統村落將逐步收縮為小的農場主居民點。這個過程在總體上將相當漫長，但局部變化已經在發生；只要出現這種變化，傳統村落的民主自治制度就將失去意義，民主選舉就必須擴大到小城鎮。
" 鄉村民主自治 " 已經是一個鄉村政治動員令，它給鄉村居民追求民主政治提供了合法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鄉村居民會提出什么樣的要求，我們還很難判斷。對于未來的變化，國家領導人理應未雨綢繆，提早作出通盤考慮。
5 從長遠考慮的改革：一種技術性調整
從民主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看，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 修訂草案 ) 》是有不少缺陷的。今后逐步作出下述幾種技術性調整是有必要的：
1). 政治語匯調整。 " 自我管理 " 等 " 自治 " 概念反映了一種封閉型社會的理念，應考慮取消。應以現代國家的行政分權思想替代自治理念。
2). 應逐步引入競選制度。事實上，鄉村民主選舉中的競選已經存在，但極不規范。倡導規范性競選對鄉村民主政治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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